毛澤東與美軍駐延安軍事觀察組組長戴維·包瑞德在一起

黨的“半獨立性的”外交工作的開展

在抗日戰爭時期，許多外國人慕名來到延安，中國共產黨也隨即開始了“半獨立性的外交”工作。

1936年7月，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踏進了中國紅色區域的大門。雖然蘇區曾有一個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但從嚴格意義上講，斯諾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第一位“外賓”，外交部是第一次從事接待外國人的具體活動。

7月15日，毛澤東請斯諾到他的窯洞里談話。他們的談話范圍很廣，內容極其豐富。正是在這種涉及面甚廣的談話中，毛澤東談到了中國共產黨和世界事務的關系，第一次面向一名外國人論述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的外交政策。

紅色區域的大門終于敞開了。

1944年2月16日，駐華外國記者聯盟直接上書蔣介石，要求國民黨政府允許外國記者到陜北及延安訪問。幾天之后，蔣介石出人意料地批準了外國記者的請求。3月4日，重慶八路軍辦事處給延安發來一份電報，詳細報告了有關情況。對于外國記者的來訪，黨中央、毛澤東從一開始就很重視。收到八路軍辦事處的來電后，毛澤東當即批給十幾位同志傳閱。4月30日，記者團的行程大體確定，毛澤東又特地致電董必武，請他轉告外國記者：“諸位來延，甚表歡迎。”

中外記者團5月17日離渝，于6月9日抵達延安。記者團共有21名成員，實際只有6名外國記者。這6人之中，一人是蘇聯塔斯社記者，名叫普羅岑柯；其余人差不多每人都兼任英美等國兩三家有影響的報社的記者。

12日下午，毛澤東會見中外記者并解答他們提出的問題。毛澤東暢談國際國內形勢，并對記者們說，要戰勝日本法西斯，中國必須實行民主。以后，毛澤東還抽空與一些外國記者進行深入的個別交談。在談話中，毛澤東除比較詳細地介紹中國的抗戰形勢和中共的各項基本政策外，還根據每個記者的不同情況，有針對性地講了一些問題。例如，向蘇聯記者普羅岑柯談了中共的組織和發展等；向美國記者史坦因闡述了中國共產黨的外交方針，主張中國與美蘇都保持友誼的關系，以便使中國在戰后能成為美蘇之間的一座橋梁。毛澤東有一段著名的話——“我們的權力是人民給的”，也是在同史坦因談話時講的。

外國記者還到晉綏抗日根據地和其他一些地方考察采訪。經過幾個月的訪問，記者們發現邊區是一個與國民黨統治區完全不同的新天地。根據親身經歷，他們每人都寫了不少描述根據地斗爭生活的生動報道。特別是福爾曼寫的《來自紅色中國的報道》和史坦因寫的《紅色中國的挑戰》，是兩部在當時產生了很大影響的書。夏南汗神甫也認為邊區是好的，國民黨想利用他反共，沒有成功。外國記者訪問的結果完全出乎蔣介石的意料，此后國民黨當局重新對邊區實行了新聞封鎖。

1944年七八月，中緬印戰區美軍司令部分兩批派遣美軍觀察組18人抵達延安。期間，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親自接見并設宴招待。美軍觀察組有關人員通過訪問，寫了許多調查報告，比較客觀地反映了抗日民主根據地的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的情況。美軍觀察組這樣評價延安人：“延安使得美國人不可思議的有三點。一是延安人對金錢不感興趣，美國飛機經常往返印度、重慶和延安，延安沒有一個人托過飛機乘務員帶外面花花世界的任何東西。二是延安人待人接物不尚虛文，和一般中國人愛講面子的傳統不一樣。三是延安人沒有開口要美援。”

美軍觀察組團長駐華美軍司令部包瑞德上校后來也回憶說：“許多人，包括我本人，對延安共產黨政權基本上持贊賞態度的一個原因是，那里的一切事物所具有的外貌是絕大多數美國人都傾向于贊同的。在重慶，我們所到之處都能看見警察和衛兵；在延安，我所見到的任何地方，包括第十八集團軍總指揮部，都沒有一個衛兵。在毛澤東樸素簡陋的住處前面，即或有什么人在站崗，這對于一個偶然的過路人來說，也是不顯眼的。”

延安精神是中國共產黨、也是中華民族的寶貴精神財富。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今天，全面從嚴治黨要繼續從延安精神中汲取力量。要把抓理想信念貫穿始終，提高辯證思維、系統思維能力，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始終為黨和人民事業艱苦奮斗、不懈奮斗。

（作者李穎為中央黨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副主任、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