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日，國家發改委網站公布了來自該委社會發展研究所的研究報告，稱當前我國企業職工五項社保總費率為企業職工工資總額的39.25%，在列入統計的173個國家地區中列第13位。這則研究報告提出，我國“五險一金”費率長期居高不下，再加上尚待完善的繳費基數確定和增長機制，成為帶動企業用工成本持續上漲和影響企業生產經營平穩的重要因素，使我國制造業的競爭優勢大打折扣。（8月30日《京華時報》）

其實，早在2012年人社部就曾提及“我國社保費率居全球第13位”。時至今日，發改委的研究報告再次確認這一結論，仍舊引發了好一陣震動。而值得注意的是，此番發改委高調發聲直指“五險一金”居高的頑疾，更多還是基于產經發展層面的盤算。比如說用工成本高企、制造業優勢瓦解等等——此中初衷立場雖然與“民眾減負”的利益訴求有所出入，但卻不約而同地對同一問題表達了相同的價值判斷。

無論是依照國家發達程度、國民收入基礎，還是根據社會保障體系的福利水平來看，“我國社保費率過高”都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究其原因，一則在于公共財政資金壓力巨大，無法對社保承擔過多的兜底功能；再者則是由于，代際轉移支付存在著嚴重的責任失衡，特別是養老“雙軌制”留下的歷史欠賬大大推高了現行的養老保險費率！再加之，隨著社保擴面征繳空間的縮小，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加速，社保高費率更是變得難以撼動。

鑒于客觀條件所限，無論是祭出“民眾減壓”說，還是擺出“企業降負”論，想必都無法輕易改變社保高費率的現實。在這一前提下，最壞的結果很可能是“企業甩鍋，職工接盤”：掌握更多博弈能力的企業群體，完全可能通過政策游說或經濟施壓，來謀求更有利于自己的社保政策。例如，降低社保中單位繳費比例，爭取人社部門執法傾斜等等。尤其在制造業承壓的經濟新常態下，這種種負面的可能性，都必須在事前引起足夠警惕才是。

當有關部門放風“社保開支給企業造成了巨大的負擔”并據此呼吁改變時，我們更是應該重申一個底線性的原則，那就是“要始終確保參保人員待遇水平不受影響”。如果公共財政無力就社保承擔起更多支付責任，而僅僅簡單粗暴地調整企業、個人的繳費比例，注定是危險的——如此，將事態推向“零和博弈的亂局，沒有任何意義可言。與之相較，真正值得努力的方向，還是得回歸于社保基金的開源節流和保值增值本身。

就開源節流而言，無疑需要建構更多“專項劃撥充實社保”的渠道，需要改造社保結算方式來降低無謂損耗；而對于保值增值來說，在做好社保入市的風險評估和配套保障之后，盡可能提高其投資回報率和整體收益規模也該是大勢所趨。一言以蔽之，唯有在這兩個層面找出可行的解決方案，降低社保才能真正具備實現的基礎。也只有在此語境下，主張社保降費讓利企業，才不至于滑向空談。（然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