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元能代替抽血，4000元能修改體檢結果，確保100%合格通過……時下正是畢業季，入職體檢迎來高峰期。一些求職者為了確保入職體檢能夠順利通過，求助于“代人體檢”中介機構，而這些機構也公開宣稱“只要交錢就能搞定”。記者調查了解到，“代人體檢”之所以形成產業鏈，根源在于就業歧視仍然存在，一些明令禁查的體檢項目仍被部分單位暗地作為參考。（8月21日《北京晨報》）

有需求就必然有市場，正是因為大量就業歧視尤其是乙肝患者受到的就業歧視，使得一紙體檢證明成為求職路上的攔路虎。很多求職者為了確保入職體檢能夠順利通過，只得退而其次走“代人體檢”的中介路線，從而為代人體檢的作弊行為創造了條件。作為違法行為的誘因，“代人體檢”廣泛存在并形成產業鏈條，固然跟就業歧視有關，不過若將其作為這一亂象的擋箭牌則未免偏頗。

就業歧視當然值得重視并亟待解決，然而“代人體檢”出現還在于管控失范，從而造成秩序混亂。從法律上講，代人體檢是一種作弊行為，涉嫌欺詐與非法經營，以此獲利并擾亂社會秩序，則可能會構成刑法規定的非法經營罪。這種行為跟考試作弊有著相似之處，但不能說因為有考試的存在，就導致了作弊的產生。事實證明，只要有利益關聯的牽扯，有逐利的空間可挖，那么就必然會出現作弊的可能。如果不能從渠道上進行控制，那么把歧視作為“代人體檢”的存續理由，則可能造成認識上的偏差。自然，把就業歧視作為“代人體檢”的問題之源，其實也有本末倒置之嫌。

就業歧視當然是一個方面，不過以作弊的行為去應對，則屬于典型的“以違法對違法”，并無助于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一方面，就業歧視為法律和道德所不容許，也有相應的權利救濟和約束機制，若是采取投訴或者訴訟的方式給予維權，讓用人單位付出應有的代價。同時通過社會治理體系的建立，以及社會共同參與下的基礎打造，足以形成強大的威懾力與懲戒力，讓就業歧視始終處于高壓之下，違法的成本過高也會投鼠忌器并有所收斂。反之則會形成縱容，既無助于歧視的老問題解決，也會由此滋生出弄虛作假甚至違法犯罪的新問題。

另一方面，以違法犯罪和弄虛作假的方式去應對，必然會滋生劣幣驅逐良幣的反向效應，并造成惡劣的示范性，人人都如此做則會毫無規則和底線，法不責眾的局面形成，又會增加社會治理的成本。更何況，“代人體檢”從本質上講，屬于程序性違法，而與其目的性并無絕對關聯。要知道，若是沒有程序性控制和約束程序，那么“代人體檢”不過是作弊亂象之一，“代人面試”、“代人考試”等類似行為，也會屢禁不止。

“代人體檢”之類的亂象廣有市場，并形成了一個龐大的產業鏈條，跟認知上的偏差有著直接關系。大多數情況下，我們往往更注重于形而上的“源頭誘因”，卻忽略了形而下的“程序把關”，并由此造成責任的混淆不清，渠道控制最后被源頭指責所排蓋，監管缺失的老問題就始終得不到解決。以“代人體檢”為例，要不要體檢是一回事，如何體檢又是另一回事。就業歧視只是增加了體檢的成本，不過卻并非違法行為滋生并蔓延的主因。畢竟，除了被明令禁止的體檢項目，入職體檢本身也有合理性和正當性。要是“代人體檢”存續的漏洞不被填補，類似行為就會層出不窮甚至變本加厲。

“代人體檢”如何通過程序審查，如何在醫院、用人單位之間順利放行，監管部門對此如何進行的打擊……若無以回答和解決以上問題，使得“代人體檢”如同嚴格的征兵體檢或者升學體檢那樣，受到嚴格監督與約束，沒有了作弊的空間，對就業歧視的關注才會回到正常軌道。（堂吉偉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