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政府和部門中實際“管事”、說話“管用”的負責人高度重視，對政務輿情回應承擔領導責任或具體責任，才能就政務輿情向公眾做出權威、可靠的說明解釋，真正體現政府的權威性和公信力，體現政府尊重和維護公眾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的誠意。

國務院辦公廳日前印發《關于在政務公開工作中進一步做好政務輿情回應的通知》（簡稱《通知》），其中要求，涉及國務院重大政策、重要決策部署的政務輿情，國務院相關部門是第一責任主體，涉及地方的政務輿情，涉事責任部門是第一責任主體。對特別重大的政務輿情，本級政府主要負責人要切實負起領導責任，指導、協調、督促相關部門做好輿情回應工作。

如《通知》所說，隨著互聯網的迅猛發展，新型傳播方式不斷涌現，政府的施政環境發生了深刻變化，各種輿情事件頻發多發，加強政務公開、做好政務輿情回應，日益成為政府提升治理能力的內在要求。目前，一些地方和部門的政務輿情回應仍存在工作理念不適應、工作機制不完善、輿情回應不到位、回應效果不理想等問題，較之網絡時代對政府治理的要求和公眾對政務公開期待，還有著較大的差距。有鑒于此，《通知》首先進一步明確了政務輿情回應的責任，強調政務輿情涉及的政府和部門是第一責任主體，政府和部門的主要負責人要對政務輿情回應承擔領導責任，對輿情所涉重大政策、重要決策和相關事項承擔具體責任的人員，對政務輿情回應要承擔具體責任。

簡言之，政務輿情回應要切實體現“誰主管誰負責”、“誰負責誰說話”的原則，要由政府和部門中實際“管事”、說話“管用”、了解情況、能夠負責的人出面，就政務輿情涉及的重點問題、關鍵問題或核心問題，針對公眾高度或反映強烈的焦點、熱點、難點問題，及時做出實事求是、全面充分的回應。而現實中，一些地方和部門對政務公開特別是政務輿情回應存在誤解，認為這項工作無非就是想辦法應對輿論，或者說是努力做到“有技巧”地、“很藝術”地敷衍輿論，只要能夠對社會有個交代，讓輿情事件逐漸平息下來就OK了。

在這種錯誤觀念的主導下，一些地方和部門平時對政務輿情回應工作不重視，一旦出現公共事件引發輿論沸騰，就把一些被認為專司“應對輿論”職能的部門推出來，把那些并未參與重要決策和實務操作的“發言人”推向前臺，讓他們接受輿論和媒體的考問。其結果往往是，“發言人”由于沒有參與重要決策和失誤操作，他們的回答不能反映輿情涉及的實際情況，因此非但不能積極回應公眾的關切，反而可能引發公眾更大的疑惑和不滿。

在這方面，一些地方和部門有著深刻的教訓。政務公開工作中要進一步做好政務輿情回應，需要認真汲取這些教訓，避免出現“負責的人不說話、說話的人不能負責”的錯位，避免因“責任錯位”使政務輿情回應陷入“不說是錯、說了也錯”的被動局面。為此，要嚴格按照《通知》的要求，建立和完善政務輿情回應責任制，賦予政務輿情回應負責人參與重要決策和實際操作的權力——在一般情況下，可以由政府和部門主要負責人出面，以“第一責任人”、“第一新聞發言人”的身份發布權威信息，回應社會輿論的關切，回答媒體和群眾提出的問題。

每年全國人大會議舉行的記者招待會，邀請國務院總理、各部部長直面全國公眾，直接回應公眾關切的各種問題，堪稱政務輿情回應落實“第一責任”的典范。只有政府和部門中實際“管事”、說話“管用”的負責人高度重視，對政務輿情回應承擔領導責任或具體責任，才能就政務輿情向公眾做出權威、可靠的說明解釋，真正體現政府的權威性和公信力，體現政府尊重和維護公眾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的誠意。也只有這樣，公眾才能從政務輿情回應中獲得有價值、有分量的信息，各種輿情事件才能得到有效平息。（潘洪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