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則舉報貴州省遵義師范學院副教授趙井春抄襲安慶師范大學2012屆漢語言文學專業畢業生金鵬論文的網帖，引起關注。

圍繞論文抄襲，我們談得已經夠多，隨著抄襲事件“不斷升級”，教育部門和各高校著實費盡心思，既出臺了一批指導文件，對惡性事件也一概嚴肅處理。雖然文件的貫徹落實尚需時間，可如果抄襲事件持續發生，必將耗盡公眾耐性，敗壞科研院所和學術界的風氣。許多人對論文抄襲已見怪不怪，這是時代的悲哀，然而這種悲觀情緒并非不可扭轉，該事件或許能為我們提供新的解決思路。

事件一改過往抄襲人為學生的情況，高校副教授通過中介購買論文，而論文本是一篇本科生畢業論文，正是憑借這一交易，當事人華麗轉身，從講師成為副教授。那么問題來了：是這名本科生的論文水平早已達到副教授級別，還是高校評定職稱時壓根就未審讀論文？事件暴露出遠較抄襲更為嚴重的事實，即論文在不斷貶值。所謂貶值，指的并不是其待價而沽的商業價值。今年7月，央視揭批了龐大的論文產業鏈，如有中介代寫博士學位論文，一名來自東北的博士生花了7萬元定制論文，在代寫代發逐漸形成產業、越來越多在校生紛紛成為“槍手”的情況下，流通于“市場”上的論文或許越來越值錢，由于一切均交由金錢衡量，結果無論是學生畢業還是教師評選職稱，都化約為金錢與人情的精打細算，這樣，論文本身的價值就被抽空了。論文是研究者對專業領域做出最新思考的記錄，決定論文好壞的是其是否對前沿問題提出新見解、做出新貢獻。英國思想家羅素曾說：“我們的時代由論文而非圖書記錄思想。”論文的時效性和專業性是衡量科研人員水平的最佳標尺，然而結合該事件我們不難想象國內許多科研人員究竟給自己注了多少水分。

論文淪為滿足特定評選程序需要的一個小部件，它在相關研究領域究竟具備多少含金量已無足輕重，這就變相鼓勵科研人員發表論文“宜多不宜精”。看看當事人發表的文章，除開抄襲之作，還有一篇《論蘇童小說的視域與人生追求》《當代文學史中的“女性”形象》，此外，他還參與國家級社科課題《楊樹達小說研究》，省級課題《正安“小說之鄉”成因及影響研究》和校級教研課題《“大學語文”教學模式改革研究》，雖不敢說涉獵廣泛，也算是較為廣博。當事人在接受采訪時強調自己系因工作繁忙才選擇購買論文，可想而知上面開出的課題清單要一一鉆研并不實際。首先盡可能多地申請課題，最后交一篇蜻蜓點水式的論文了事，這種普遍盛行的操作模式更有助于解釋一些抄襲行為。關于如何打擊抄襲，相關部門和高校采取的方法大略有二：一是發布一系列規范文件，二是提高查重工具靈敏度。而如果高校將希望過多壓在檢測工具上，中介機構針鋒相對地升級造假方法，論文內容在考評體系中極可能變得不那么重要，重要的僅僅是它是否達到“連續多少字節未出現重復”等硬性指標，以創新為內在追求的論文在防作弊過程中不斷矮化自己，走上文章越來越差、抄襲越來越猖獗的惡性循環。這并不是要將臟水潑到技術身上，而是意在指出，高校評審機制存在輕視論文本身價值的傾向。同理，教育部門推行的一系列整改文件，也必須建立在真正“以學術為中心”“讓論文水平說了算”上，否則極易陷入疲于應付新伎倆的困境當中。

論文的貶值為各類學術腐敗大開方便之門，只有解決了這一核心問題，論文抄襲等問題才能迎刃而解。（路中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