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法修訂后，民促法選擇怎樣的分類標準、方案，營利性民辦學校的出現都將成為一種社會現實，也必將觸發政府相關部門形成按營利性和非營利性對民辦學校進行分類管理的實踐規范。因此，繼續爭議分類標準已沒有什么實踐價值，不利于民辦教育轉型升級，而需盡快轉向對更為急迫的政策議題的討論。

●補償方案

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對民促法修正案（二次審議稿）的說明中指出對修正案施行前設立的民辦學校給予合理補償，這對于保證民辦學校分類管理改革平穩進行很重要。但是，目前人們在談及分類管理時常常忽略了營非分類對于現存民辦學校和新設民辦學校之間的重要區別，造成對現存民辦學校剝奪財產權利的假象，極易在民辦學校舉辦者中間造成恐慌情緒。此外，學界也很少有關于補償方案的討論，人們也常常混淆了補償權利界定與實現補償支付之間的差別，沒有認識到人大常委會在上述說明中提及的“一次性補償”只是補償實現的一種方式，在法理上并不排斥補償實現的其他方式，比如，根據我們在浙江省的調查，超過半數的舉辦者更希望分期實現補償而不是在終止辦學時進行一次性補償；對于補償方案設計，民促法修正案二次審議稿也只是提出了“考慮出資人原始出資、辦學效益和合理回報等因素”的原則性規定，迫切需要學界和政府決策部門就具體補償方案開展對策研究與實踐探索。

●優惠政策

分類管理實施后，政府加大對非營利性民辦學校的政策扶持已經形成共識，特別是《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完善城鄉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的通知》首次在國家層面將義務教育階段的民辦學校納入公共財政保障范疇，當前對民辦教育存在明顯政策歧視的公辦學校財政正在轉向公共教育財政，對民辦教育建立基于學生人數的普遍資助制度已經可以預期。但是，各地對此政策的執行力度差距巨大，有些地方的民辦學校根本不知道國家有此政策。在國家層面，以2013年《全國教育經費統計年鑒》公布的數據為例，當年各級各類民辦學校在校生人數占全國教育總人口的比例約17%，但獲取的公共財政資助不到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總額的1%，說明我們在認識上和對策上都還有許多問題迫切需要研究解決。

一個更為尖銳的問題是，實施分類管理后，對于營利性民辦學校是否應該提供政策優惠在政學兩界存在嚴重分歧。反對者認為，舉辦者選擇營利性民辦學校相當于辦企業，無論是財政資助還是稅收減免都是政府給舉辦者送錢，不符合公共財政的使用原則，而且在美日等西方國家的私立教育政策中也沒有這樣的先例。但相關研究表明，對于營利性民辦學校而言，如果沒有任何稅收優惠政策，辦學成本與目前相比將會大幅上升30%以上或利潤下降50%，從而大大抑制民間資本投資教育特別是學歷教育的熱情，國家吸引民間資本加大教育投資力度和通過全球資本市場整合全球優質教育資源的戰略意圖就會受挫。換一種視角，即便對營利性民辦學校實施全面的免稅政策，由此產生的對公共財政的收益杠桿也將超過17倍，即對營利性民辦學校少收1元稅，相當于節約公共財政支出17元。至于人們擔心公共利益進了私人腰包的疑慮，我只想指出下面的普遍事實：政府為了實施國家發展戰略而對任何產業提供的稅收減免政策，其實做的就是同一件事———讓政府的錢進私人的腰包，為什么其他產業獲得稅收優惠就被認為天經地義，同樣的政策用于民辦教育怎么就變成大逆不道了呢？

●準入口徑

也就是營利性民辦學校對哪些層次的民辦教育開放。相對于前面兩個問題，這個問題討論得更少，其原因不是社會不關注或不關心，而是我們的公共政策設計與制定還是停留在部門立法的管理思維模式中，不符合推進國家教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戰略要求。就產業政策而言，準入規制是對市場結構、市場行為和市場績效影響最大的政府規制行為，在一定程度上類似于設立行政許可，是體現公共治理最重要的政策議題。關于營利性民辦學校準入規制，政府目前既沒有建立公共政策議題聽取公眾意見，也沒有披露任何政策導向信息，給市場主體的投資決策帶來很大困擾和政策風險。

民間流傳的準入方案，有限制義務教育階段民辦學校的，有限制高等教育階段民辦學校的，還有其他一些傳言。根據立法法第八十條，行政許可法第十六、十七條等相關規定，除非在民促法修正案中增加相關內容，或者通過修改《民辦教育促進法實施條例》明確準入限制，部門規章無權作出限制公民或法人辦學權利的規定。也就是說，在上述法律前提成立之前，無論是在義務教育階段還是高等教育階段的民辦學校，限制其舉辦營利性民辦學校的部門規章都是不合法的。那么，在規范意義上，對營利性民辦學校的準入規制是否應該有層次或類型限制呢？先看義務教育階段，問題的關鍵是學生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利能否得到保障，這些在義務教育法中都有明確規定，因此，只要民辦學校履行法律規定，至于學校是營利性還是非營利性又有什么關系呢？而且隨著義務教育階段民辦學校的增加，適齡兒童、少年的教育選擇權得到進一步擴張，同時，公辦學校學生也獲得了更多的公共教育資源，是一個典型的“帕累托改進”過程，所以，完全沒有必要進行限制。對高等教育階段營利性民辦學校準入限制的分析邏輯是一樣的。

民法總則（草案）中關于法人制度整體架構選擇了營利性與非營利性的頂層設計，且分類標準也與民促法二次審議稿規定一致，這對堅持“兩分法”修訂路線無疑是一個關鍵性信息和重要法源。結合前面所討論的問題，我想再次強調，現在繼續討論分類標準對于修法已沒有任何實踐意義，徒然增加政策環境的不確定性，得不償失。我們更應該關注補償方案、優惠政策和準入口徑等，國家和地方民辦教育協會應該主動開展相關調研和組織專題研究，為國家政策選擇提供更加廣泛的民意基礎和更加合理的政策方案。

（作者系浙江大學民辦教育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