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市基層醫療衛生機構開展家庭醫生式服務工作方案》要求，家庭醫生式服務的城鎮基層醫療衛生機構2016年達到70%；2017年達到90%；2018年達到100%，覆蓋轄區所有街道和鎮村。可記者走訪了解到，居民對家庭醫生服務的接受程度仍不高。沙園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在啟動家庭醫生服務方面走在全市的前頭，轄區6.6萬人口，2013年5月至今，簽約量還不到六千，簽約率不足一成。（7月4日《信息時報》）

早在2011年，國務院就發布關于建立全科醫生制度的指導意見，指出到2020年，在中國初步建立起充滿生機和活力的全科醫生制度，基本形成統一規范的全科醫生培養模式和“首診在基層”的醫療體系。廣州市家庭醫生服務工作方案，是對這一要求的具體落實。不過，與迫在眉睫的任務相比，低簽約率則表明，要完全實現既定的目標，面臨著極大的挑戰。“家庭醫生”的普及化，“首診在基層”的制度設計，還依然有很長的路要走。

其實，類似的尷尬并非只有廣州一地才有，幾乎所有試點城市都大同小異。北京、上海等地也進行了試點，但效果卻并不明顯，全科醫生制度處于虛置狀態。2012年，黑龍江省衛生廳聯合有關部門出臺的《關于推行全科醫生（團隊）試點簽約服務工作的指導意見》中要求，每個全科醫生（團隊）簽約服務人數控制在2000人以內，但實際簽約率和服務實現質量都沒有得到保障。

之所以如此，除了公眾對家庭醫生的概念模糊，對新生事物還有一個了解的過程，以及擔心信息被披露之外，“寧問百度不簽家庭醫生”的主要原因還是基礎弱化之下，對基層醫生不信任所致。當社區醫院及社區醫生，無法獲得公眾的信息，就診的習慣還建立在“大醫院和好醫生”的層次上，那么“家庭醫生”制度的普及化，還依然面臨極大的阻力，其破冰過程仍然困難重重。

通常來說，能勝任家庭醫生一職的，往往是能力更為全面的全科醫生。然而來自衛計委的數據顯示，目前中國社區衛生機構注冊的全科醫生人數只有0.73名每萬人，也就是總數不到10萬名，數量嚴重不足。從試點的城市來看，往往一名家庭醫生要為上千人甚至幾千人服務，工作量大也難以做到兼顧。比如2014年，根據杭州市相關部門的工作安排，每名全科醫生在服務能力范圍內要簽約一定數量的居民，要求符合簽約條件的全科醫生簽約1000名服務對象。

簽約之后能及時了解服務對象的情況嗎，提供服務時能忙得過來嗎？這是很多人心頭揮之不去的疑問。要么不簽，要么簽了之后，只能成為一種形式，這便是中國版家庭醫生所面臨的困境。基礎薄弱而又沒有贏得充分信任，家庭醫生制度的“叫好不叫座”的處境，在短期內很難得到改善。因而，家庭醫生簽約率的普及化，其實要避免操之過急。

原衛生部部長陳竺曾指出，推進全科醫生制度的首要工作是人才的培養，目前我國的全科醫生無論是從數量上還是質量上都不能滿足城鄉基層醫療服務的需求，需要對現有的激勵機制、執業機制以及教育培訓進行改革。在全科醫生數量不足，社區醫療自身能力有限的情況下，“有人寧上網自診也不考慮家庭醫生”的反差，還會存續很長一段時間。（堂吉偉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