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座面積廣闊的工業化城市，重慶是以長江沿岸的貿易為基礎發展起來的，長期依賴人力搬運貨物。但在上世紀80年代，對這種搬運工的需求迅速增加。

報道稱，來自重慶各地大山里的村民，通過靠力氣送貨在這座城市謀生。過去，街邊和碼頭滿是穿著已褪色的藍色外套和帆布鞋，緊握著扁擔和繩子的男子。

棒棒在很多城市都出現過，但人數多到使棒棒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這種現象，只在重慶和附近其他城鎮有。鼎盛時期，他們成了這座城市的象征，在眾多歌曲，甚至還有1997年的一部頗受歡迎的電視喜劇中，被頌揚為謙遜、高尚的勞動者。

但很多搬運工表示，那些深情的畫面掩蓋了他們生活的艱辛。即使在這座城市工作了幾十年，很少有人覺得這里是他們的家。中產階級市民看到正在等活的衣衫襤褸的搬運工時，常會皺眉頭。

“他們都看不起我們，很少人真的尊重我們，”當了20年搬運工的唐正渠說。“一個活你要五元，老板們就說給你一元，就好像你跟乞丐似的，而不是做工的，靠力氣吃飯。”

即便如此，搬運工還是說生意已經下滑。很多人說他們現在一個月只能掙300美元到450美元（約合1995元人民幣至2992元人民幣），大約是幾年前的一半。很多市民現在都有車了。快遞公司的箱式貨車和摩托車，以及網購和開在市民家附近的社區超市，也侵蝕了搬運工的生意。

“這種工作是沒有其他工作時才會做的，”51歲的譚萬成（音）說。他正在朝天門的一個服裝市場外等活。朝天門是一個購物區，位于該市主要的碼頭附近，人聲鼎沸。

他說自己和其他20個或更多的人同住一間宿舍，經常只吃米飯和南瓜粥。“現在年輕人都出去當保安、快遞員或建筑工人，就是沒人當棒棒，”他說。“我也想換工作，但沒那個能力。”

吹牛時，牛丹成說自己要干到70歲。和很多搬運工一樣，他大約五英尺（約合1.67米）高，四肢非常發達。即便如此，在給碼頭送了兩趟貨后，他似乎精疲力盡。他跑那兩趟掙的錢，相當于3美元（約合20元人民幣）。

“現在掙的根本不夠，每天飯錢都不夠，”他說。“我要是干不動了，就回老家村子去，住家里的老房子里。我不會想念這種生活。”

在碼頭等待工作時打牌消遣。在數十年里，民眾從來不用走多遠，便能找到他們。這些搬運工會以一兩美元的價錢搬運吃的、穿的和其他貨物。

一名搬運工在批發市場外。搬運工通常黎明時分便開始工作。他們會聚集在市場或碼頭，等待顧客打電話或者呼喊，找到送貨的活。

穿過車流。現代運輸降低了重慶對上坡下坎送貨這種艱苦工作的需求。

傍晚，向長江邊的客船運送行李。作為一座面積廣闊的工業化城市，重慶以長江沿岸的貿易為基礎發展起來，長期依賴人力搬運貨物。

42歲的廖成國（音）在樓梯間。他和女兒、妻子，以及另一戶人家住在兩室的屋子中。鼎盛時期，這些搬運工成了這座城市的象征，在眾多歌曲，甚至還有1997年的一部頗受歡迎的電視喜劇中，被頌揚為謙遜、高尚的勞動者。

20人共住兩室的房子。很多搬運工說，他們現在一個月只能掙300到450美元，大約是幾年前的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