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較于公眾，官員雖然也用微信朋友圈，但卻是謹言慎行，原因既與其視之為權力場，害怕對己不利，也在于其未能充分認識互聯網的作用。

和老百姓喜歡在微信朋友圈里分享各類信息相比，官員、基層公務員的微信朋友圈很“單一”，除了工作，多是轉載類文字、圖片，很少表露個人觀點、情感，而且職級越高，轉發的東西越少。

微信已經成為生活工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們可以用來記錄生活點滴、表達觀點，可以用于社交、學習工作。官員也經常用微信，只是他們確實甚少像普通民眾一樣敞開心扉，隨性而行，他們常常潛得很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躲在暗處看世界。

這不能不說與官員的身份和微信的半公開化有關。作為公職人員，其公開形象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政府、執政黨的形象，在公開場合言談舉止是有一定要求的，不可能口無遮攔，想說什么就說什么，比如涉及有悖職業要求，有損公職人員和組織形象，影響政策制度執行的話，是絕不可以說的。無論是西方還是中國，對公職人員公開場合的言談舉止都會有一定的“規矩”。

尤其是官職越大，其公開形象的代表性越強，如果講一些有違組織原則，有悖上級精神的話，不僅是形象問題，而且還可能讓人產生錯誤聯想，損害組織團結。

此外，公職人員隨便對熱點問題發表觀點，也容易讓人誤以為是官方表態，誤導社會輿論，有可能造成不良后果。而且一些管理部門明確規定，不允許相關人員發布與自己職務有關的內容，否則會受到處罰。這也是公職人員不多說的原因。

而最為重要的原因，恐怕是“人言可畏”，“言多必失”，一般人尚且如此，官員說得越多，越容易被人抓住把柄，越容易受到同儕的排擠，領導反感。

可是，正常的社會里，公職人員應該被放在相對透明的環境中，公職人員身處行政決策和執行之中，更懂得其中問題，更需要他們站出來指陳利弊，提建議和解決方案，與公眾形成互動，一起推動問題的解決。反之，制造官員壓抑的言說空間，不利于清明社會的建立，不是什么好的征兆。

在此，問題的關鍵首先在于官員要正視互聯網的力量和作用，正視微信朋友圈所能發揮的效應，要讓其成為官員為政、治理的工具，而不是簡單將其視為另一個權力場。比如，曾經就有媒體報道，在一些因為財政經費或推廣渠道有限的地方，官員借助朋友圈進行旅游宣傳、推廣當地農產品特產等工作，結果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樹立起品牌效應，促進當地經濟發展。

更進一步來說，如果官員將其作為解決民生、經濟問題政務平臺，與公眾坦誠相見，那么朋友圈就不僅僅只是朋友圈，更有助于官民關系的融洽，讓公眾見到一個接地氣、實干、人性化的官員形象。

因此，官員使用朋友圈，不必太過于自我設限、過于敏感，要積極轉變思維。與其害怕它成為自己的“禍源”，不如想想如何讓它為自己的治理、為政所用。

□西越（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