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君告訴記者，自己對這一政策是了解的，簽約付款前也多次向鏈接門店經理高經理和銷售經理小呂反映過這個問題，“我告訴他們，一來我大房子沒賣掉，沒法付清尾款；二來大房子不賣掉，我買不了第三套住房。”

得知老人的擔憂后，高經理告訴他，“鏈家可以貸款。”小呂說：“鏈家可以包下來。”

1月26日、27日，在中介的催促下，老人向賣家支付了共30萬元買房定金。

身陷兩難：要么“賤賣”大房，要么支付50萬元“違約金”

到3月15日，周君夫婦四處籌款、借款共向賣家支付了180萬元首付款。其間，老兩口反復向中介詢問“大房子是否賣出”事宜，卻被對方要求“降價銷售”。

周君告訴記者，3月3日正式簽約購買小房子的當天，他和老伴兒與中介僵持了一個多小時，“反復告訴他們，大房子賣不掉，我們沒有購房資格，也沒有錢。”銷售經理小呂則反復向老兩口保證能賣掉大房子。

然而，直到今天，在周君降價50萬元，又降價40萬元，將大房子價格調整至810萬元的時候，這套房子仍未售出。眼看著，6月15日付清全款的期限即將到期。

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了解到，周君夫婦買賣房產的期間，恰好經歷了“2·19”契稅新政和上海“3·25”最嚴樓市限購政策出臺兩個關鍵節點。“2·19”契稅新政前后，上海房價經歷了一波較大幅度的上漲，房東“跳價”和開發商捂盤現象抬頭；而“3·25”滬上最嚴樓市限購政策出臺后，一些二手房開始主動降價銷售，有的大標的房屋售價直降150萬元至200萬元。

3月25日，在上海出臺最嚴樓市限購政策后，周君擔心自己的大房子更不好賣，在中介經理的反復勸說下，降價50萬元，以850萬元的價格掛牌出售。5月，在鏈家方面仍沒有賣房進展的情況下，周君決定去其他中介掛牌，掛牌價格810萬元。

此時，這套房源的每平方米均價約為6萬元。此前，老兩口買入的同小區50平方米小戶型每平方米8萬元。

周君告訴記者，眼看6月15日付清全款的期限即將到來，自己的大房子仍沒有可以賣出的跡象。“要么讓我再降價賣房，要么就要我向上家支付50萬元違約金。”老兩口如今身陷兩難困境，此前180萬元首付款大多來自借款，如今，上哪兒去找219萬元支付尾款？

退一步講，就算找到219萬元尾款錢，老人仍不具備購買第三套住房的資格，責任誰來承擔？而此前向老人承諾“可以貸款”的高經理和承諾鏈家“可以包下來”的小呂，如今只是賠禮道歉了事。

律師：中介損害委托人利益，應承擔損害賠償責任

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為此專門采訪了有著多年房地產糾紛案件處理經驗的上海金英律師事務所律師何濃。在查閱了鏈家與周君簽訂的獨家委托協議、居間中介協議等文書后，他告訴記者，上述事件中，中介機構違背了誠實信用守則，鼓勵不該買房的人買房，并因獨家壟斷而耽誤了賣房人的房產出售，嚴重損害了委托人的利益，應當承擔損害賠償責任。

這一責任包括：一、周君在購買的50平方米房產的退房違約金；二、因獨家委托銷售導致房產滯銷的、周君所擁有的大戶型房價可預期利益損失；三、周君與鏈家交涉過程中產生的交通費、復印費、律師費等。

何濃說，中介機構在明知購房人不具備購房資質的情況下，向其推銷并迅速促成其購買了一套房產，這本身就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四百二十五條和《房地產經紀管理辦法》第二十一條和第二十五條的規定。

合同法規定，居間人應當就有關訂立合同的事項向委托人如實報告。居間人故意隱瞞與訂立合同有關的重要事實或者提供虛假情況，損害委托人利益的，不得要求支付報酬并應當承擔損害賠償責任。

房產經紀管理辦法則規定，房地產經紀機構和房地產經紀人員不得以隱瞞、欺詐、脅迫、賄賂等不正當手段招攬業務，誘騙消費者交易或者強制交易。

何濃說，他所在的律所已經接到過十余起房產中介糾紛案件，其中涉及首付貸、消費貸、獨家委托等多種情況。他建議，買房人或者賣房人在房屋買賣過程中，除了通過中介外，還應該聘請或者邀請律師參與，以維護自身利益，“不能出了問題再找律師，提前找好律師，一起簽約看合同”。

“在我國，不少中介既代表上家利益又代表下家利益，為了促成交易，刻意隱瞞上下家情況的事情太多了。”因此何濃認為，由代表自身利益的律師提前出面參與買賣房產，是保護消費者權益的最好辦法。

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就上述事件向殷杰提出采訪要求，對方表示應由總部出面回答。記者又聯系鏈家上海總部，截至發稿未獲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