濟南一市民賣房后才知賣的是重點學區房，于是提起訴訟，認為教育部門未能在公眾可以接觸到的媒體公布學區房調整信息，導致房屋賤賣，向教育部門索賠損失34萬元。最終，法院判決教育部門公開學區信息方式存在瑕疵，但不屬于行政不作為，駁回原告訴訟請求。（《中國青年報》6月7日）

重點學區房竟然賣了個白菜價，房主的郁悶、懊喪可想而知。以此為據，將沒有履行普遍告知義務的教育部門告上法庭，亦屬情理之中，并非不可理解。

畢竟，當初教育部門變更學區房相關信息時，只是在學校門口張貼了學區圖，并沒有依據《公開條例》之規定，通過“政府公報、政府網站、新聞發布會以及報刊、廣播、電視等便于公眾知曉的方式”公開。此外，其后教育部門在網站公布信息，也沒有遵循“變更之日起20個工作日內予以公開”的規定，而是在變更之后近半年才公開。

盡管法院最后只是認定被告信息公開行為存在“瑕疵”，并不構成行政違法，但顯而易見，房主之所以出現市場誤判，主要是因為其沒能及時獲知政府信息。據此可知，則二者均負有一定責任，一者，以學區房之高度敏感及附加之市場價值，房主應知而未知，當然有責任；再者，教育部門本應采取“便于公眾知曉的方式”公開而未采用，同樣難辭其咎。

在當下，城市商品房的價值漲跌，很大程度上與是否學區房、是否重點中小學學區房有著很大關聯。一些地產商甚至因此與重點中小學聯手，互為依恃，各取所需。這些早已成為公眾日常生活的常識，亦屬于政府行政行為影響市場房價的典型例證。簡單否認二者之間的因果關聯，并不能讓人信服。

政府的不愿“大事聲張”，可能有企穩房價的考量，姑且認為是出于一種善意，但在客觀效果上，并不能因此抹殺乃至屏蔽學區房價格堅挺的現實。無論是從公開，還是公平的角度出發，都應該多一些確定性，而少一些類似的遮遮掩掩、拖拖拉拉。事實上，這也是信息透明的本意所在，即在既定的、透明的規則下，才可能有所謂的機會公平。

這一案例也表明，有必要對《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做更具體的補充與限定。比如，應該在什么樣的范圍、時間段內公開，應該有更剛性的約束；若沒能履行相關公開義務，應該承擔什么樣的法律責任。等等。還有，“瑕疵”與“過錯”之間，似乎也應該明確的界定，不能存在太大的自由裁量。特別是，在政府與公民之間存在嚴重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相關規定應該更清晰、更具體。

當然，除了及時主動的政府信息公開之外，城市政府理應從根本上解決學區房對民眾的巨大困擾。一方面，盡可能做到科學決策，舉凡涉及到可能影響民眾投資決策的教育、醫療資源配置調整，一定要主動、廣泛公開；另外，也應認真落實公共資源均衡化的精神，實現優質教育的全面覆蓋，免使民眾遭遇多重的擠壓與損失。

學區房載不動許多愁。城市生活應該更合理、更多些確定性，而不該總是將民眾置于與政府信息“猜謎”、“搶跑”的境地。（胡印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