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日，本報記者在京采訪了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央文史館館員趙仁珪先生。聽他談治學之道和學術心得，有如沐春風的感覺。

趙仁珪

記者：您師從啟功先生，能否談談啟先生的治學之道對您的影響？

趙仁珪：啟功先生的治學之道對我的影響很大。他是當代文化名人、文化大家，其獨特的文化意義和文化價值不可估量。1978年國家恢復研究生學歷制度，我考入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師從啟功先生攻讀古典文學，成為“文革”后第一屆碩士研究生，在先生身邊學到了很多東西，從此改變了我的人生道路，影響了我的人生觀。我在36歲時能夠得到這樣一位文化大家的諄諄教誨，有緣領略他的學人風采，體會他的至善至美。到后來畢業留校任教，再后來又幫助他整理口述史、注釋論詩絕句等等，和啟功先生有了更多接觸，吃了很多“小灶”，得到很多“偏食”，這真是人生一大幸事。

第一，啟功先生博大的人生境界，使我大大開闊了眼界。“夫子之墻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第二，啟功先生能將藝術學術化，又能將學術藝術化。通才通識，融會貫通。這里的“通”，是真正意義上的“博觀約取，由博返約”。第三，啟功先生有著高度的學術自信力，敢于大膽創新。他的書畫理論核心就是破除對古人的迷信；他的詩詞盡管受到“不莊不矜”之類的嘲諷，但他依然堅持自己的藝術追求。這種創新不是妄自尊大，而是建立在真正博學的基礎之上。比如他在闡述古典詩歌時說過：“唐以前的詩是長出來的，唐人的詩是嚷出來的，宋人的詩是想出來的，宋以后的詩是仿出來的。”這種鮮明的觀點，這種輕松樸素的語言，沒有對中國古典詩歌的全面了解是難以表達出來的。先生雖然自稱“中學生”“副教授”，但他有著長期的治學實踐和深厚的學術積累，他的“文憑”不是由誰頒發的，而是真正由“自己寫出來的”。第四，啟功先生特別強調實踐，注重培養動手能力，鼓勵學生不要僅僅背誦那些空洞教條。他在教學實踐中還特別注重個別輔導，這種輔導常常用聊天方式進行，聊著聊著，就聊到學術上了，常常會有書本中讀不到的驚喜。

記者：您從事古代文學研究多年，出版多部專著，其中不乏精辟的治學理念。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些治學心得嗎？

趙仁珪：不敢當。我的治學道路基本分為兩個階段，前十二三年，我主要從事唐宋文學研究，重點是唐宋詩詞。后十六七年，轉向了啟功研究，也出了一些成果。目前在寫一部《啟功評傳》，包括生平、人品道德、人格魅力、書法、鑒定、學問、詩詞、教育等，力圖呈現先生一個完整的風貌。現在已經完成了80%，年內肯定交稿。

我自己治學過程中有一些反思，倒可以談一談。第一，受啟功先生影響，我認為做學術文章一定要有鮮明的觀點。比如上世紀80年代寫作的《宋詩縱橫》，我對前人關于宋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以文字為詩”等觀點進行了辨析，對“江湖派”詩人這種不科學的說法等進行了辯駁。撰寫《禪學要義》時，我在關于禪學之外，還注重了對禪、詩關系的闡發……當然，治學不能為立論而立論，不能為寫論文而寫論文，如果僅僅為了評職稱之類目的來治學，炮制出來的大部分就會是學術垃圾。第二， 我認為古典文學研究應該以文學性為主導，不應該用文學之外的條條框框來束縛文學性的研究。比如在談到文與道的關系時，如果僅以“文以載道”來概括，其實就是貶低了文學的獨立性和主體性。這個說法之外，唐代的柳宗元等人其實還有過“文以明道”“文以傳道”等不同觀點。曾經有一些學人論述古代作家，習慣分為四大塊內容：一生平，二思想，三作品思想內容，四作品藝術特色。這其實也是一種無形的條條框框。我在寫作《宋代文學史》時，就曾打破這種條塊八股，從“世風、士風、詩風”三者關系角度談說宋代文學概況。第三，我認為現在的古典文學研究尤其是詩詞研究中,應該提倡一種鑒賞學。創作學必須建立在鑒賞學的基礎之上，鑒賞學則是為了提高創作水平。現在很多鑒賞還是“情景交融、語言流暢”之類濫俗文字，對作家和作品的體會不深。我們不能用千人一面的風格和死氣沉沉的老八股來評論詩詞，應該用美文評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