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計劃案在天津審判看似巧合，實是出于對于天津司法機關在辦案能力、辦案人員自身素質、政治合格等方面的信任。

　　５月３１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官方網站發布消息稱，最高檢經審查決定，依法對外交部原黨委委員、部長助理兼禮賓司司長張昆生以涉嫌受賄罪立案偵查并采取強制措施。這已是５月最高檢官方網站公布的第８名省部級官員職務犯罪案件信息。

　　《法制日報》記者梳理發現，　５月檢察機關反腐交出了一張不俗的成績單，最高檢官方網站共公布大要案信息４３條，涉及４１名官員中部級官員８人，廳級官員３１人，處級官員兩人。

　　公布部級以上干部８人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二屆全國委員會原副主席、中共中央統戰部原部長令計劃，國家環保部原副部長張力軍，黑龍江省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中共黑龍江省農墾總局黨委原書記隋鳳富，河北省委原常委、組織部原部長梁濱，甘肅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陸武成……

　　５月，最高檢公布省部級以上職務犯罪大要案信息８條，其中提起公訴６人，新增立案兩人，是今年公布“大老虎”最多的一月。

　　在４３條信息中，新增立案偵查的有１７條，決定逮捕的７條，審查起訴和提起公訴的１９條。其中，中鐵二局原副總經理、總工程師卿三惠、山東省青島市國資委原副廳級巡視員王凱生被立案偵查的信息公布后，同一月又發布了兩人被決定逮捕的信息。

　　涉案４１名官員中，涉嫌受賄犯罪的３８人，貪污犯罪的５人，濫用職權的４人，此外還涉及非法獲取國家秘密罪、內幕交易犯罪、非法批準占用土地罪等多個罪名。

　　５月，最高檢還公布了兩名縣處級官員被立案偵查的信息，分別是廣西壯族自治區百色市那坡縣原縣長湯梓軍和江蘇省泗陽縣原政協主席夏養育。

　　而最能體現最高檢“拍蠅”力度的就是這種對縣級主官案件信息的公布。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職務犯罪大要案信息發布暫行辦法》，縣級黨委、人大、政府、政協主要領導干部涉嫌職務犯罪案件，同樣被要求對外發布。

　　記者在檢察信息公開網上發現，全國檢察機關５月共公布職務犯罪案件信息３４１９條，檢察反腐依然保持強勁勢頭。據了解，今年一季度，人民檢察院案件信息公開網公布職務犯罪案件信息５４００余條，也就是說，僅５月公布的案件信息就達到今年一季度的６成以上。

　　令計劃案將在天津開庭

　　５月１３日，最高檢官方網站消息稱，令計劃涉嫌受賄、非法獲取國家秘密、濫用職權一案，已由天津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依法向天津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令計劃被公訴的消息無疑是檢察機關５月“打虎拍蠅”中最勁爆的一條，這標志著又一名副國級“大老虎”走完了偵查程序，犯罪事實查清、證據確實充分，即將接受司法審判。

　　比較巧合的是，此前周永康案同樣也是由天津一分檢向天津一中院提起的公訴。

　　北京大學廉政建設研究中心副主任莊德水說，令計劃案選擇在天津審判看似是個巧合，其實是出于對于天津司法機關在辦案能力、檢察官法官自身素質、政治合格等方面的信任，也是結合交通、地緣、安全保衛等多方面因素綜合考量的結果。

　　其實，近年來一些大要案，一般都是依法指定管轄，進行異地審理，但并無實質規律可查。如５月公布的部級大案中，隋鳳富在遼寧省沈陽市被提起公訴、梁濱在遼寧省鞍山市被提起公訴、陸武成在陜西省西安市被提起公訴，河北省委原常委、秘書長景春華在吉林省長春市被提起公訴等。

　　莊德水說，對大要案實行指定管轄、異地管轄主要是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利用在當地舊有的影響和社會關系，干擾司法辦案，影響司法公正。尤其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身為當地黨政機關和司法機關重要干部的案件，普遍適用指定管轄。

　　３名部級官員出庭受審

　　５月２５日，廣西壯族自治區柳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公開開庭審理廣東省政協原主席朱明國受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一案。

　　公訴機關指控，２００２年至２０１４年，被告人朱明國利用其擔任重慶市公安局局長，中共廣東省委常委、副書記、紀委書記、政法委書記、廣東省政協主席等職務上的便利以及職權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為他人提供幫助，直接或者通過妻子收受財物，共計折合人民幣１．４１億余元。另朱明國對共計折合人民幣９１０４萬余元的財產不能說明來源。

　　據了解，朱明國已經是５月第３名開庭受審的省部級官員，另有安徽省政協原副主席韓先聰，山西省委原常委、統戰部部長白云兩名部級官員分別在福建省南平市、江蘇省南通市開庭受審。３人均當庭認罪、悔罪，案件將擇期宣判。

　　值得注意的是，庭審中，朱明國一頭白發，頻頻垂淚，與在任上時判若兩人。

　　據了解，２０１５年檢察機關提起公訴，已經受審的１８名原省部級以上干部案件中，萬慶良、陳安眾、郭有明、陽寶華等人在庭審作最后陳述時，也數度哽咽、抽泣、流淚。

　　絕大多數受審官員都在庭審最后陳述環節進行了懺悔，有人鞠躬致歉，有人發表大篇幅悔罪感言，“對不起黨、國家和人民”幾乎成了最后陳述的標準句式。

　　莊德水認為，被告人在最后陳述時的表現，對最終定罪量刑影響有限。最后陳述權是一項專屬于被告人的程序性權利，讓被告人在法庭宣判前陳述對案件的看法和自己的態度，體現出訴訟更加公平正義。

　　莊德水說：“官員最后陳述的畫面往往給社會公眾和在任官員產生視覺上的沖擊，具有很大的震懾作用和警示意義。這樣的場景向社會傳遞出反腐敗的正能量，也能起到預防腐敗和對官員廉政教育進行啟示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