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戈爾巴喬夫會晤 鄧小平思考了好幾年”

新京報：書中有個細節，1989年5月，戈爾巴喬夫訪華，鄧小平同志親自敲定“只握手，不擁抱”等細節，這種領導人敲定細節的外事活動，一般在什么情況下出現？

戴秉國：好像很少見。這個是特別需要時才這樣。戈爾巴喬夫訪華是非常重大的事情。為了這次會晤，鄧小平同志思考了好幾年。“只握手不擁抱”就是要體現一種分寸，告訴人們怎么看這件事，今后的中蘇關系應該怎么把握。

新京報：還有一個有趣的細節，你在第一次見到希拉里時，曾開口夸她比電視上更年輕漂亮，這樣的開場白也給雙方的對話帶來了良好效果。另外，你還在這次訪美中帶去了小孫女的照片。諸如此類的外交技巧是否常用？

戴秉國：也不常用。這個要用得恰到好處。比如說，我在會見美國國防部一個比較強硬的人物沃爾福威茨時，坐下來以后我就說，人們都說你是強硬派啊，好像你也笑呵呵的不強硬啊。這樣一來，氣氛一下子就活躍了，后來談得也很流暢。

新京報：你怎么評價自己的外交風格？

戴秉國：好像沒有什么特別的，有一點也是從別人那兒學來的。我覺得既要堅持原則，同時又要注意策略。這個需要好好把握的。原則堅持要堅持到什么度，靈活要靈活到什么度，都要很考究。有時候你該厲害時厲害不上去也不行，厲害時也不是說兇神惡煞，那也不行。要學會“小聲說重話”。

新京報：你曾多次作為胡錦濤主席的代表與其他國家領導人會面，這種情況下你的行為和言談細節，自我發揮和提前設定的成分各占多大比例？

戴秉國：相當多的情況下還是要按預定的去辦。因為預定的都是經過審批的，經過大家仔細推敲的。但是現場的應對也是重要的，比如政策把握的能力如何，是否有坦誠友好的態度，外交技巧是不是嫻熟，還有你的人格魅力等等，這些都是有影響的。

“我應該盡可能消失在公眾視野之外”

新京報：退休三年來，你很少出現在公眾視野中，為什么？

戴秉國：我退休了，就應該盡可能消失在公眾視野之外，直至最終被完全遺忘。

新京報：你和基辛格等一些外國政要還保持聯系嗎？

戴秉國：我們經常見，每年都會見，有時候不止一次。在中國和美國都見過。我退休后見了很多外國政要，大概有幾十人次。我要見他們就得自己做功課。

新京報：所以你退休后每天還都看新聞。

戴秉國：不止是新聞，包括各種各樣的材料。不然我怎么跟人家談呢？要了解國內情況和國際形勢的變化，所以每天都要看點東西。我還要做點記錄，現在已經記了兩本，是用毛筆字做的一些閱讀筆記。因為光靠腦子記是不夠的，有些東西還是要有文字的記錄，回頭還可以查一查。

“退休第一天就把安眠藥扔了”

新京報：退休之后，你的生活狀態是什么樣的？

戴秉國：處于一種半工作狀態。一個是見一下外國的老朋友，還有一個是在國內一些地方走一走,還去看了看求學過的地方，包括小學、初中、高中和大學。見了同學和老師，老師是不能忘的。

新京報：回到這些地方，有什么特別的感受？

戴秉國：特別親切。過去跑國外多，跑國內少。這對我來講也是一種學習。我還做一些對社會有益的事情，例如，每年去參加貴陽國際生態論壇。還有幾個地方，我會幫忙推動一下他們的國際問題研究。

大概就是這么樣的一種退休生活，好像也挺忙的，閑不下來。我也愿意同朋友同事們交流，這樣可以增長知識，活躍自己的頭腦。

退休是挺好的一件事情。我退休后每天可以睡足覺了，以前是睡不好的。搞外交都有這個問題，到了后期我每天夜里都要吃兩次安眠藥。退休第一天我就把安眠藥扔了。

新京報：你現在身體怎么樣？

戴秉國：現在吃飯睡覺都可以，精力也比較好，我也比較樂觀，保持一個良好的心態。

■ 對話人物

戴秉國

1941年3月生。貴州印江人，土家族。四川大學外語系俄羅斯語言文學專業畢業。1964年9月參加工作。1973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國務委員、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中央國家安全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外交部副部長。記者 賈世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