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注意規定”所及，更多“點”的是處罰性法規的“將”。它所描述的更多是留守兒童所面臨最緊迫的威脅、“最壞”的情況。

去年震驚國人的“畢節4童服毒自殺事件”至今令人遺憾。相比于跟隨務工父母來到城市、在“農民工市民化”政策下生活環境逐漸改善的同齡人，留守農村的孩子們處在更為交錯復雜的身心困境之中。因此，針對留守兒童問題的立法和司法實踐成為當下的迫切問題。

國務院已經公布了《關于加強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作的意見》（下文稱《意見》），這是政策層面上對留守兒童問題的回應。雖然《意見》是政策而非正式法源，但政策通常具有較強的社會治理實效。從法律視角看，該《意見》亦是對保護留守兒童的法律法規的整合，其作用猶如法律中的“注意規定”，即在法律已作規定的前提下，提示注意、以免忽略。例如，《意見》指出要“強化監護干預機制”，對實施家庭暴力、虐待或遺棄農村留守兒童的父母或受委托監護人，公安機關應當給予批評教育，必要時予以治安管理處罰，情節惡劣構成犯罪的，依法立案偵查。

與此同時，《意見》中“父母要依法履行對未成年子女的監護職責和撫養義務”的要求，與《未成年人保護法》第十條在文本和精神上完全相合，同時又在法律未盡規定的情況下，結合農村留守兒童成長困境，針對性地提出具體要求：“外出務工人員要盡量攜帶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或父母一方留家照料，暫不具備條件的應當委托有監護能力的親屬或其他成年人代為監護，不得讓不滿十六周歲的兒童脫離監護單獨居住生活。”這樣的規定精細、明確，顯然更具操作性。

然而，這些“注意規定”所及，更多“點”的是處罰性法規的“將”。它所描述的更多是留守兒童所面臨最緊迫的威脅、“最壞”的情況。可見，當前法律對留守兒童，提供的主要是原則性、底線性保障，更重要的關愛和幫助還要靠教育和行政的力量。正如《意見》所指出的，加強農村留守兒童保護、維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是政府的重要職責，也是家庭和全社會的共同責任。

值得注意的是，法律援助制度正對關愛留守兒童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司法部部長吳愛英表示，要“擴大法律援助范圍”“降低法律援助門檻”“切實保護好未成年人、老人、孩子、軍人軍屬等群體的法律援助工作，切實維護其合法權益”。許多地方的法律援助機構也開辟了留守兒童法律援助綠色通道，向留守兒童家庭發放法律援助聯系卡，降低門檻、簡化程序，實行隨來隨辦，最大限度地保障留守兒童的合法權益。

相比于民法、刑法、訴訟法等主要法律，《未成年人保護法》等“宣言式”的法律在司法實踐中適用較少。但在法律援助案件中，由于受援人作為弱勢群體的特殊性，一般法律提供的可適用規則往往不足以為留守兒童等弱勢群體提供足夠堅實的法律保障。如何在辦案中把《未成年人保護法》等權利確認的“宣言”用成權利保障的規則，有待法援工作者和律師、法官在實踐中進一步演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