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炒貨老板方林富終究還是被罰了，在經歷一場爭議很大的聽證會以及近50天的等待以后，監管部門作出了罰款20萬的決定。

這也是預料之中的事，聽證會能對漲價這樣的民生問題起作用，但對剛性的法律條文而言，起不了太大的作用。聽證會不大可能會左右處罰的結果，要不然就不是依法辦事。罰，有人指責亂作為，不罰又該有人指責行政不作為了，監管部門沒有辦法兩者都兼顧到。至少在依法辦事這一點上，監管部門執法本身并沒有錯。既然法律規定了執法下限，監管部門如果突破就有循情之嫌，這對法治環境的破壞力更大。而從整個執法過程看，監管部門給了聽證會的權利，方也有繼續申訴的權利，程序和過程上也足夠透明公開，并沒有多少值得質疑的地方。

方林富被罰

錯了就是錯了，應該看到，法律之所以作出如此嚴格的規定，正是因為在過去很長的一段時間里，諸如第一、最好，這種自說自話，帶有欺騙誘導色彩的廣告詞傷害了公眾利益。從重處罰、嚴格執法也是彼時民意的呼聲。

任何一條法律的實施，都有代價，只是當這樣一個流毒甚廣的社會問題突然由一個普通人，而且是個起早貪黑的小生意人承擔違法成本時，大家心里都有不平。最符合公眾期待的是某個利欲熏心的大戶，但法律是不講貴賤不分大小的，同一種違法行為，執法部門只能根據情節的輕重在法律框定的范圍內處罰，不能說你大就要多罰一點，你小就可以不處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恰恰是法律的生命力所在。

有人質疑聽證會的作用到底在哪。既然改變不了什么，有必要開場聽證會嗎？既然說了不管用，那何必征求大家意見呢？開聽證會一個方面當然是聽取對本案的意見，更重要的是聽取民眾對監管執法的意見，比如尺度統一的問題、執法水平的問題。這不是走過場，一些尖銳的意見，監管部門也不能聽過就算了，正是因為質疑的存在才使這次事件超越本身，有了更深刻的社會意義。

這不代表法律條款就沒有可以商榷的地方，比如一刀切式的下限罰20萬是否合適，能不能根據造成危害的嚴重程度作一定的修補？這也不代表監管部門的工作方式就沒有改進的余地。事實上，圍繞著方林富被罰的爭議并不在于法律該不該得到嚴格執行，而是執法部門該如何作為。比如有沒有做好普法宣傳，在法律生效之前能不能在轄區里作個檢查，看看有哪些商店還沒準備，還有盲區。嚴格體現在結果，溫暖則體現在事前，如此一來就不會有那么多質疑的聲音了。

此次監管部門對方林富的處罰也同時樹立起一個嚴格執法的標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種平等和對市場相關法律不折不扣的執行，不僅對廣告用詞，對所有的市場監管問題，都是適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