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根源何在?李占通認為,在我國稅收行政執法能力和水平還不能完全適應依法治稅要求的情況下,提出事實要件裁量,可能破壞稅收法治的統一性和公平性;在稅收行政救濟手段和渠道存在阻滯的情況下,相對人的權利和利益可能會受到更多的侵害,很難保證公共利益和個人利益的平衡;對稅收法律中的“不確定概念”和稅收行政執法實踐中發現的新問題可以通過立法解釋或司法解釋來解決,而不能由稅收行政機關“自由裁量”;按照行政執法中舉證責任倒置的原則,事實要件的自由裁量會增加稅收行政機關的舉證責任,加大稅務機關的工作量。

稅務部門自由裁量權過大,不僅嚴重影響國家稅收政策的執行和稅款征收,而且也影響稅務機關的形象和行政權威。如何使財稅部門擁有合理的自由裁量權,是當下亟待解決的關鍵。此外,規范自由裁量權是行政機關的自我限權、自我約束。我國盡管做了很多探討也下了很大決心,但執行監督制約方面的法律尚屬空白。對此,李占通委員建議,要細化征收標準,削減征稅彈性,盡可能縮小標準中存在的彈性范圍,縮減標準之間的絕對差距,將征收的彈性壓縮至最低。沒有了彈性,自由裁量也就難以為繼。同時,公開稅務信息,讓自由裁量權在陽光下運行。堅持凡不涉及國家秘密、當事人隱私以及商業秘密的政策和數據信息,一律對外公布,并建立定期檢查和申訴制度,充分發揮社會和新聞輿論監督的效力。規范自由裁量權,應避免運動式規范。完善問責機制,建立自由裁量責任追究制度。設立國家和省級的量罰指導委員會,通過制定明確的量罰指南,規范有關處罰的量罰執法,建立指導性案例制度,形成相對統一的量罰統計數據網絡體系等,統一負責指導量罰活動。對隨意更改征收標準、執法失偏失軟的行為,以及導致稅款流失的人情稅、關系稅等行為,一律嚴肅處理,嚴厲追究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