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界所說的北洋時期，一般指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成立至1928年東北易幟，這期間的中國政治，因形式上主要操縱于袁世凱及其后繼者之手，亦可稱北洋政治。從大的線索而言，這其中經歷了承認民國、洪憲帝制、參加一戰、巴黎和會、華盛頓會議、軍閥混戰、修約運動等節點，每一個節點背后都有紛繁復雜的政治斗爭。其復雜之處，不僅在于北洋派系內部的爭斗，還在于列強勢力摻雜其間，各自培養自己的代言人，支持一派、反對一派，甚至有時候親自出馬，干涉北洋政治。

《九國公約》，于1922年華盛頓會議上簽訂，這標志著中國重新回到幾個帝國主義國家共同支配的局面。

日本在北洋時期欲控制中國的意圖是相當明顯的，從承認民國到提出“二十一條”要求，都可體現出這種趨勢

列強對北洋政治的干預，并非始于1912年1月1日之后，而是早在清末已經開始。列強對北洋政治的干預，很大程度上是晚清時期爭奪勢力范圍和利益的繼續，只不過面對了中國內部新的形勢。各派政治勢力為了達成各自的目的和利益，亦有意尋求列強的幫助。究竟是誰操縱了北洋政治？并沒有一個明確的答案。在不同的時段，不同的事件面前，因利益尋租的關系，并沒有絕對的主導者，但具體到某個案例上，總會有起主要作用的幾個國家或某派勢力的結合。基本上，日本在北洋時期欲控制中國的意圖是相當明顯的，從承認民國到提出“二十一條”要求，都可體現出這種趨勢。而美國則從承認民國開始一直試圖打破日本獨霸中國的努力，華盛頓會議則直接拆散了英日同盟，使得中國重新回到幾個帝國主義國家共同支配的局面。

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后面臨著是否被列強承認的問題。1912年1月5日，孫中山發表對外宣言，呼吁“深望吾國得列入公法所認國家團體之內，不徒享有種種之利益與特權，亦且與各國交相提挈”，這是孫中山以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身份首次正式要求列強的承認。從此民國政府開始了為期近2年之久的尋求列強承認的外交歷程。

1912年2月21日，日本外務大臣內田康哉電令駐英、美、俄三國公使，向三國政府提出了關于承認問題的備忘錄，就承認的條件征詢意見。日本所提條件內容主要有：一、繼續尊重外人之一切權益；二、承認償還以往之外債；三、各國在承認問題上取一致行動。

日本對德宣戰后，侵占膠濟鐵路，攻占青島。趁列強無暇東顧之際，拋出了企圖全面稱霸中國的“二十一條”要求。日本時任駐華公使日置益在得到外相加藤高明的親手訓令后，于1915年1月18日，要求晉見袁世凱。當日下午，袁世凱在中南海懷仁堂接見日置益。日置益當場宣讀了二十一條要求全文，并要求中國全面接受，盡快答復。日本一直企圖向各國隱瞞真相，特別是對第五號（如，在中國中央政府，須聘用日本人，充為政治財政軍事等各顧問；須聘用多數日本人，以資一面籌劃改良中國警察機關；在中國設立中日合辦之軍械廠聘用日本技師，并采買日本材料）的內容極端要求保密，試圖穩定在華有利益的各國，意圖取得各國的中立。2月15日，外交總長陸征祥會晤日置益，希望日本方面放棄第五號要求，但日置益予以拒絕。無奈之下，民國政府將“二十一條”全文電告協約各國政府，冀求引起各國注意，向日本施加壓力。英、美等國雖然對第五號要求表示關切，但此時各國多有求于日本，愿持觀望態度。

經過多次談判，至1915年4月26日，日本向中國提出最后修正案，作出些微讓步。針對日本的修正，中國于5月1日提出修正案，在山東、滿蒙雜居、第五號要求等問題上堅持立場。此時，形勢已難調和。英國于5月4日照會日本，不希望日本與中國開戰，希望日本遵守英日同盟的精神。在國際壓力和中國的堅決抵制下，日本最終同意放棄第五號要求，并于5月7日，向中國發出最后通牒，限9日午后6時答復。當時的毛澤東得知后，憤而寫下四言詩：五月七日，民國奇恥；何以報仇，在我學子。5月9日，最終中國接受了日本的最后通牒。

對華采取一致行動是列強在華盛頓會議上達成的共識

五卅慘案后，借助國內激揚的民氣，北京政府于1925年6月24日向華盛頓會議與會國遞交照會，正式提出了修改不平等條約的要求。北京政府在照會中開宗明義地指出：“自近年來，中國輿情及外國識者，僉謂為對于中國公道計，為關系各方利害計，亟宜將中外條約重行修正，俾適合于中國現狀暨國際公理平允之原則”。

在各國反應之中，英國的態度最為強硬，法國和葡萄牙次之，美國最為寬容，日本相對溫和。當時英、美政府分別將自己的建議案轉致其他有關各國，探聽他國是否贊同己見，由此引出了日本修正關稅聲明草案后的折衷方案。7月中下旬，日、英、美政府先后擬具各自的復照文本，基本上還是各唱各的調，所表現出的立場與觀點相去甚遠。由于對華采取一致行動是列強在華盛頓會議上達成的共識，為了協調各方觀點，有關各國之間進行了密集的磋商。

歷經兩個月的緊鑼密鼓的協商，有關各國終于消弭歧見，復照表示“對于中國政府修改現行條約之提議愿加考慮，惟務須中國政府以同等程度履行其保障外人權利之義務。同時警告中國政府必須證明愿意且有能力平息騷亂及排外煽動活動。”1925年6月24日的修約照會，標志著北京政府正式開啟修約運動的進程。拖延已久的關稅會議和法權調查會議終于先后召開，但可惜未能取得令人滿意的結果。在與有關國家的修約交涉中，北京政府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單方面廢約的行動。然而，北京政府的虛弱地位，大大地削弱了其外交努力的作用。外交官們的勇敢行為，并不能挽救北京政府在國內斗爭中失敗的命運。隨著北京政府的垮臺，曾一度很有氣勢的修約運動也就煙消云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