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單純以數字為目標來減少留守兒童，而不采取切實可行的辦法，就會有可能用“流動”來解決“留守兒童”問題。

國務院《關于加強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作的意見》（簡稱《意見》）2月14日發布，不僅提出從多個方面著力解決留守兒童的難題，同時還明確，到2020年，兒童留守現象明顯減少。有人稱這是送給6000多萬留守兒童的“情人節禮物”。

留守兒童不單單是一個個數字，更是骨肉分離、親情缺失、父母養育和教育缺位下，一個個未成年人的成長悲劇。2012年冬季，貴州畢節市，5個男孩在垃圾箱里燒炭取火，一氧化碳中毒導致死亡；2015年6月9日，同樣是畢節，4名兒童在家中喝農藥中毒死亡；自殘自殺、被傷害、意外死亡、農村女童被猥褻事件時有發生……曾有學者進行過統計，2006～2015年10年間，關于留守兒童的輿情事件共計239起，主要包括留守兒童自殺、犯罪、非正常傷害與意外死亡等四種類型。

關愛留守兒童，已經成為社會共識。針對目前存在的問題，《意見》中明確了多個方面的責任。

例如，落實家庭監護主體責任，要求父母履行對未成年子女的監護職責和撫養義務。除了明確家庭責任，還對縣、鄉鎮政府以及村（居）委會、教育、財政部門的職責進行了明確。同時，推進務工人員進城落戶的進度，通過政府購買服務等方式，支持農民工未成年子女接受義務教育。

我國的教育研究者指出，留守兒童是我國整個農村教育中最困難最弱勢“后20%”，他們的父母無力負擔流入地的住房、教育，只能將孩子留在鄉村，而這些孩子在鄉村接受的是最薄弱的義務教育。解決留守兒童問題，無外乎兩個辦法：一是讓父母留在鄉村，陪伴孩子；二是讓兒童與父母一同離開鄉土，共同生活。無論哪個辦法，教育公平都是最關鍵的良策。

對此，《意見》明確了義務教育階段的流入地的責任，要求公辦義務教育學校要普遍對農民工未成年子女開放，要通過政府購買服務等方式支持農民工未成年子女接受義務教育；完善和落實符合條件的農民工子女在輸入地參加中考、高考政策。

其實，從2008年起，我國就明確要求以“流入地為主，公辦為主”解決隨遷子女的上學問題。但是，由于近些年來大型城市控制人口總量，義務教育階段的入學門檻提高，農村進城兒童就學之路并不通暢，在公辦學校面前，并不能享受同等的市民待遇。

此外，即使解決了義務教育階段的入學問題，很多兒童依然要被迫在初中二年級返鄉，以便參加目前報名、錄取屬地化的中考、高考，返鄉少年從“流動兒童”變成了“留守兒童”，這個龐大群體同樣需要關愛。

全國婦聯2013年發布的《我國農村留守兒童、城鄉流動兒童狀況研究報告》顯示，全國流動兒童規模達3581萬。他們脫離土地，又不能融入城市，不能穩定、持久地接受義務教育。他們在鄉村是“留守兒童”，在城市多被排斥，游離于城鄉之間，身份模糊，缺乏歸屬與認同。有些“返鄉少年”從鄉村到城市，再從城市到鄉村，小小年紀經歷動蕩，比同齡人更能感受到城市與鄉村、東部與西部的巨大差距，也更容易成為憤怒和偏激少年。

因此，如果單純以數字為目標來減少留守兒童，而不采取切實可行的辦法，就會有可能用“流動”來解決“留守兒童”問題。改革中高考制度，讓城里的學校真的能容下進城的孩子們；增加鄉村教育投入，提高鄉村教育待遇，讓優質師資愿意留在鄉村，從而真正縮小城鄉學校差距，雙管齊下，才是解決之道。

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農村青壯年勞動力離鄉進城，如今，第一代留守兒童已經紛紛步入婚姻，為人父母。由于童年父愛母愛缺失，很多人缺乏做父母的心理準備。從一些媒體報道和學者研究報告可以看出，他們對下一代的教養已經呈現出一些新的問題，代際貧困傳遞也已顯現。由此可見，解決留守兒童問題，不能再拖到下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