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山西省紀委日前透露，2014年9月至今，山西省共有1000余名干部主動向組織交代問題，并上交了違紀款物。

過去，山西等地在清理國家工作人員投資入股煤礦的文件中，明文在某個時限內主動退出可免于追究。2009年司法部門一名高官公開講，當時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受賄起刑點是5000元，但某些地方對幾萬元的受賄案并不移送檢察機關起訴，只要退贓就行。也就是說，在有些地方，一旦主動交代問題，就意味著從輕發落。也正因此，千余干部主動交代問題之后，組織上怎么辦，就成了一個公眾關注的焦點。

能夠主動向組織交代問題，并上交了違紀款物，當然是向正確的方向邁出的關鍵一步。但筆者認為，主動交代問題不是免罪符；問題不大，也未必是免于處分或從輕發落的充分條件。我們不能忽視的是，中國是一個法治國家，從嚴治黨則是黨的方針，所有黨員干部都應接受國法與黨紀的雙重檢視。

有關部門如何處理，的確面臨矛盾：如果干部們主動向組織交代問題，組織應表現出善意，否則會形成負向激勵，激勵問題干部隱瞞問題；但如果過于寬宥，則又不免有放縱之嫌。在態度上，民眾與有關部門也可能存在落差：組織上講究寬嚴相濟，而民眾對問題官員卻往往“一個都不原諒”。可對官員太過寬大，難免令民眾對反腐產生質疑。

竊以為，對于主動交代問題的干部，有關部門應當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我們必須認識到，違法犯罪與一般違紀是兩類不同性質的問題，要區別對待。對沒有涉嫌犯罪的，自然是按黨紀政紀辦事。對于已涉嫌犯罪的，就不能以黨紀政紀處分代替，該法辦的必須予以法辦。

其實，嚴格依法依紀辦事，與寬嚴相濟的原則不矛盾。干部主動交代問題，應當受到鼓勵，但這種鼓勵不是在黨紀國法外另搞一套。黨紀國法本身就有從輕從寬處理的規定，比如《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規定，主動交代本人應當受到黨紀處分的問題的、主動檢舉同案人經查證屬實的、主動退出違紀違法所得的等情形，可依照規定從輕或者減輕處分。可見，寬嚴相濟與嚴格執紀執法是內在統一的。

事實上，干部主動交代問題不應以逃避黨紀國法的制裁為目的，而要立足于告別過去、輕裝上陣。在不按照法律辦事的政治生態中，干部容易陷入“囚徒困境”。告別過去，把黨紀國法立起來，黨員干部才能知所敬畏，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方謂可期。

□楊于澤（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