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義勇為行為客觀上彌補了國家對于公民權利保護的疏漏，國家也應當為見義勇為行為提供保障，消除其后顧之憂，包括容忍見義勇為者的失當行為。

2013年7月，廣西男子曾某路遇女子遭飛車搶奪，與他人共同圍堵搶匪。在阻止搶匪逃脫過程中，曾某失手將其打傷致死。近日，南寧市良慶區法院認定曾某防衛過當，一審判處其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三年，賠償死者家屬共計兩萬余元。

當公民勇敢地實施制止他人不法侵害的行為時，其見義勇為之舉就具有法律規定的正當防衛的性質。不過，我國刑法也規定，“正當防衛明顯超過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損害的，應當負刑事責任，但是應當減輕或免除處罰”。在廣西這起案件中，飛車搶奪是一種搶劫行為，而且曾某撿起竹棍擊打搶匪頭部的行為，發生在搶匪拿出針筒對抗眾人，企圖逃脫的情況下。此情此景，對曾某的行為是適用防衛過當還是適用“無限防衛權”，值得探討。

但無論如何，對曾某見義勇為的行為，法律上無疑應做肯定評價。見義勇為多發生于緊急危難時刻，對于救助方式以及行為限度難以精準把握。因此，一些國家對見義勇為造成意外損害的，規定可以免責。如美國《好撒瑪利亞人法》規定，對見義勇為搭救傷者的人免除責任，無需擔心因過失造成傷亡而遭到追究。加拿大2001年頒布的《見義勇為法》規定“自愿且不求獎勵的人”，不必為施救疏忽造成的傷害而擔責……這些規定都體現了法律對“見義勇為”這一善舉的保障與激勵。

由于是下位法，我國的地方性法規在這方面缺乏相應的規定。相反，在實踐中適用防衛過當的司法慣例依然具有優勢地位，這就對見義勇為者提出了過于苛求的要求，值得商榷。筆者認為，見義勇為與后來的防衛過當應當分開評價，其犯罪行為受到懲罰，不能阻礙其見義勇為受到獎勵。丁是丁卯是卯，二者并行不悖。

美國法理學家E·博登海默說過，“一個法律制度若要恰當地完成其職能，就不僅要力求實現正義，而且還要致力于創造秩序”。法律不只有懲罰與制裁，司法可以通過對善行的引導為人類帶來福祉。見義勇為行為客觀上彌補了國家對于公民權利保護的疏漏，從這一角度來說，國家也應當為見義勇為行為提供保障，消除其后顧之憂，包括容忍見義勇為者的失當行為。

□金澤剛（同濟大學法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