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的沖突

控煙傳播力度不夠的背后有認識的不足，更有利益的沖突。因為煙草業巨大的相關利益，各國的控煙工作都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美國雖然簽署了世界衛生組織的《煙草控制框架公約》，但因為煙草商的阻撓，公約一直沒有生效。

在巴西，控煙人士同樣要與煙草商進行激烈的博弈。當地的控煙人士說，很多時候煙草商與議員們是捆綁在一起的。在南部的一些煙草主產區，經濟力量已經演變成政治力量，一些議員已成為煙草商利益的代言人。

政見不同，對控煙政策的影響也不同。賽哈表示，他擔任衛生部部長時，巴西不允許煙草業贊助F1賽事。但新一屆政府上臺后，改變了政策，允許煙草業贊助。一年后，由于百姓反對，政府又禁止了煙草業對F1賽事的贊助。而事實證明，煙草業的贊助并非必不可少。“沒有煙草業的支持，F1賽事依然很強大。”

雖然巴西控煙取得了積極的進展，但控煙對國家財政稅收的影響并不大。據了解，目前巴西煙草業收入在巴西財稅收入中的占比較小，為1%～2%。由于巴西煙草80%用于出口，控煙對巴西造成的經濟損失較小，巴西煙農也并沒有受到很大的壓力。

與之相比，中國承受的控煙之痛顯然深重得多。中國的煙草主要是內銷，煙草業一直是重要的財稅來源之一。鄭榕說，中國來自煙草行業的稅收占到整個財政稅收的6%～7%。消費稅的收入主要歸中央財政，而煙草消費稅的收入占到了全部消費稅收的一半以上。并且，煙草公司還是所有國企中上繳利潤最高的，上繳利潤率達25%以上。在一些產煙大省，煙草更是地方經濟、財政的支柱。

不僅如此，一旦全面實施控煙，大量煙農還將面臨轉產的壓力。不過，鄭榕覺得從煙草產業鏈的角度分析，煙農分享的利益是最少的，而且與其他經濟作物相比，種煙帶來的收入也比較低，她認為，轉產對煙農可能不是件壞事。不過要讓煙農們認識到自身經濟利益問題，并且放棄種植習慣顯然并不容易。

控煙人士們提醒，衡量控煙對經濟的影響，不能只看重財政收入上的變化。由于煙草對健康的損害，從公共衛生經濟的角度來分析，考慮到控煙帶來的健康收益及公共衛生投入的減少，控煙的收益將遠高于由此付出的成本。

但是到目前為止，在這方面還缺乏具體的測算。鄭榕表示，他們一直希望能對此進行具體的研究。詳實的數據顯然更容易說服各級政府在控煙問題上采取更積極的態度。

從巴西的情況來看，盡管多個控煙部門都表示控煙帶來的收益是巨大的，但目前也缺乏具體經濟數據的支撐與比對。

圣保羅州衛生廳的相關人士介紹說，實行控煙6年后，當地因吸煙導致的心臟病、中風下降了三成，控煙花的錢低于用于就醫的錢，從衛生經濟的角度算，省了錢。

巴西的癌癥醫學院在全國煙民中所做的調查也表明，由于控煙，男女煙民的心臟病發病率下降了38%，肺病下降了31%。其中肺癌下降了10%。

巴西實行的是全民免費醫療，相比于煙草帶來的稅收收益，政府在醫療上的投入更為巨大，這也是政府下決心控煙的一個重要原因。

不過，參議員賽哈說，就目前來看，控煙影響的更主要的是新煙民，因為煙草成癮性等原因，控煙對老煙民的影響還相當有限。也就是說針對老煙民的醫療支出仍將維持。而對新煙民，特別是青少年煙民醫療支出的變化，通常要幾十年后才能集中顯現。從這個意義來講，要準確計算公共衛生支出的賬，可能還需要更多的時間，而其經濟利益的展現則需要更久的時間。

雖然面臨艱難博弈，但控煙人士認為，控煙與政府的財政收入之間并非“死結”。目前，完全可以從提高煙草稅、煙草價格等方面取得突破。

鄭榕指出，從世界各國的控煙經驗來看，提高煙草稅與煙草價格是減少煙草消費的單項最有效措施。

在我國，通過提高卷煙消費稅來提高卷煙價格的策略受制于消費稅的價內稅設計和煙草專賣體制下的卷煙定價機制。在現有的專賣體制下，提高卷煙消費稅以提高卷煙零售價格的有效途徑是將消費稅的征收環節從生產環節轉移到零售環節，由批發商代扣代繳。2009年的卷煙消費稅調整雖然沒有改變卷煙單品的價格，但改變了煙草行業的產業規劃和卷煙的市場供給結構，并提高了卷煙的平均零售價格和稅負水平。

“目前中國卷煙的價格和稅負水平仍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仍有較大的提稅空間。未來卷煙消費稅制度的調整需要大幅提高從量稅的比重，在提稅的基礎上將兩檔從價稅率統一為單一稅率。在現有分稅制體制下，提高卷煙消費稅還需要配套相應的轉移支付方案，以補償地方稅收收入的損失。”記者 潘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