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陰法唐在昌都住地

　　充滿艱辛苦澀的進軍

　　和平解放西藏大進軍，是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進行的，進藏部隊廣大指戰員在進軍途中，不僅要面對惡劣的自然環境，還要同饑餓等各種意想不到的困難作斗爭。可以說，累、餓（有時每人每天只能吃四兩代食粉，甚至采野菜或以野物充饑，在有條件的地方采購少量芫根或其他食品補充）、高原反應是進軍途中最大的困難，廣大指戰員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價，經歷了無數次生與死的考驗。

　　從甘孜至拉薩間的1600公里（昌都至拉薩1100公里），穿過青藏高原由北向南走向的橫斷山脈，山高河多，風雪無常，高寒缺氧，僅海拔5000米左右的大雪山就有10多座（其中號稱“天下第一山”的丹達山在6000米以上），瀾滄江、怒江等急流冰河有十余條。在平時行走都十分困難的情況下，指戰員們卻要肩負平均達70斤的負荷行軍，有的則重達100斤，即便是體弱的女兵也要負重50多斤。軍直部隊在翻越海拔近6000米、山上積雪二尺多厚、嚴重缺氧的冷拉山時，人、馬、馱騾在冰雪陡坡上向下滑行兩公里多，2/3的官兵口鼻流血，1200余匹騾馬多數倒斃，其中6名官兵在此獻出了生命。從新疆進軍的獨立騎兵師先遣連（三連）在通過大片無人區，艱難跋涉千余里后，于1950年10月進至阿里地區。這里海拔4500米，一年中有半年多時間冰封雪地，嚴寒缺氧。為了在此站穩腳跟，三連官兵在后方供應跟不上、缺醫少藥、病餓交加的情況下，以犧牲56名官兵的慘重代價，在此堅持了一個冬春。從青海進軍的十八軍獨立支隊，在越過巴顏喀喇山麓后，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上行軍。由于馱載過重，草料不足，沿途騾馬陸續倒斃500余匹，僅在搶渡洪水下泄的通天河時，就有150匹騾馬被湍急的洪水沖走、淹死，并有數名官兵在渡河時犧牲。

　　從云南方向進軍的一二六團官兵，行進在“一山有四季”、“一日有四季”的橫斷山區，翻越伯舒拉等高山，跨過怒江等激流，同樣經受了許多常人難以想象的困難。

　　筑路部隊（包括工程技術人員）和民工，排除各種艱險，為加快公路向拉薩延伸的速度，為我軍在西藏站穩腳跟作出了巨大貢獻、付出了血的代價。僅修筑康藏公路，平均每公里就有一人光榮犧牲，在中國公路建設史上寫下了悲壯的一頁！

　　西南軍區抽調了六個工兵團，十八軍三個團和四個營及軍直有關單位18000人，與西南公路工程大隊等單位投入施工。修路部隊克服高山缺氧、施工條件極差的困難，奮戰四個半月，戰勝了大渡河，打通了海拔3600多米的二郎山和海拔4200多米的折多山，于1950年8月26日通車甘孜。享譽全國的《歌唱二郎山》，就是一支反映修路部隊打通二郎山英雄業績的歌曲。

　　與此同時，新疆獨立騎兵師及一個駱駝團在海拔4500米的地方修筑由于田經普絡入藏的公路200公里。青海第一軍修筑自西寧到黃河沿的公路近500公里。

　　進軍是充滿艱辛苦澀的，勝利則是令人喜悅的。進軍西藏的勝利，不僅標志著解放戰爭的結束，也使祖國大陸實現了完全統一；不僅標志著西藏“有邊無防”的歷史終結，而且使西藏人民近百年受外敵欺凌和奴役的歷史一去不復返。

　　史無前例的進軍準備

　　大凡較大的軍事行動，都需要一定的準備工作，但像進軍西藏的準備工作那么復雜、用時那么多，實屬少見。

　　這時我初任十八軍五十二師副政委（原政委已調軍里工作）、師黨委副書記，以后代理黨委書記，深知進軍準備的難度。部隊從接受任務到主力出動，雖然上下日夜忙碌，仍用了七個多月才基本完成。包括思想、組織、政策和適應高原行軍作戰與生活的訓練，創造在藏區開展工作的條件及吃穿住行（包括修路、飛機空投）和想到的、可能辦到的高原特需物資準備等。

　　“政治重于軍事”

　　為適應高原長途跋涉的需要，部隊開展了生活高原化的訓練，練習負重行軍（戰士自動地背石頭、腿上綁沙袋等）、野營野炊和學習藏文等活動。為增強戰斗力，除加強武器彈藥和其他力量外，還接收了一大批新成員，包括二野其他單位調來的和自動要求進藏的專業人員、學員、學生等（其中有女同志一二百人）共14000多人。

　　西藏是一個民族和宗教問題十分突出，自然條件和地理環境也很特殊的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因此，從中央、西南局到進藏部隊，都十分重視對西藏情況的調查研究。西藏工委和十八軍黨委成立了政策研究室，除抽調一些師團干部參加外，還吸收了一批懂得藏文、熟悉西藏情況的教授、專家，進行西藏情況的調查研究，提出具體政策執行意見，很快寫出了《西藏社會各階層對我軍態度之分析》、《對西藏各種政策的初步意見》、《進軍西藏應注意和準備事項》等一批有價值的參考材料，對幫助上級領導部門掌握康藏情況、制定政策和對部隊宣傳教育，發揮了重要作用。

　　為具體了解兵要地志、社會情況，準備政策意見，開展宣傳、統戰工作，籌備糧柴等，十八軍先后從1950年2月至7月，派出由十八軍副政委王其梅、第二參謀長李覺等實施統一領導的前進指揮所（簡稱“前指”）及五十二師師長吳忠、西藏工委委員天寶（西康藏族，1935年紅軍長征經過西康時，參加紅軍北上。熟悉西康藏族情況和藏族的歷史、民風、民俗，對開展藏區工作起了很大作用）率領的進甘孜、鄧柯的北路先遣部隊一五四團，五十三師副政委苗丕一率領的進巴塘的南路先遣部隊一五七團。巴塘、康定等地一大批藏族知識青年在黨組織的幫助和部隊的召喚下，懷著高度的革命熱情參加了十八軍。

　　為配合十八軍進藏，西北野戰軍彭總決定由一軍組建一支600人的精干的騎兵支隊（后稱青海騎兵支隊，簡稱“青海騎支”），7月24日抵達玉樹地區。駐新疆的第二軍組建的獨立騎兵師，5月進駐南疆于田地區。云南進藏的十四軍一二六團，4月初在麗江地區集結待命。

　　“補給重于戰斗”

　　毛澤東從西藏的經濟、政治狀況出發，體恤藏族人民的疾苦，提出了“進軍西藏，不吃地方”的方針，進藏部隊的費用由中央包干，所需物資全部由內地供給。由于西藏遠離內地，有高山大川阻隔，交通不便，因而運輸補給成為一項十分艱巨緊迫的任務。為此，朱德致函西南軍區司令員賀龍，就進藏部隊的供給問題乃至使用銀圓組織采購，種糧種菜，改善伙食等都作了重要指示。西南局等領導機關在“政治動員令”中提出“政治重于軍事，補給重于戰斗”。把組織支援進藏作為首要任務，要求做到“前方部隊需要什么就供應什么”。劉伯承、賀龍親自策劃和指揮支援工作。

　　1950年2月初，西南軍區組成以十八軍副軍長昌炳桂為司令員，第三兵團后勤部長胥光義為政委的支援司令部，負責組織實施支援進軍的各項工作，突擊搶修公路，加強運輸力量。在川西地區迅速征集了大批糧食，從全國各地采購、定制了包括皮帽、皮衣、皮褲、皮大衣、皮鞋、皮手套和餅干、罐頭、代食粉、蛋黃臘、固體燃料以及帳篷、防潮雨布、草盔、風鏡等一批適用于高原環境的軍需給養物品，補充了一批比較輕便的武器和馱運的騾馬。

　　在運輸補給中，西南軍區抽調汽車850多輛、騾馬3300多匹，組成四個汽車團、四個輜重團，在川藏線上接力運輸。公路修到哪里，運輸就跟到哪里；部隊走到哪里，物資就送到哪里。通公路的地方用汽車運，沒有公路的地方用騾馬、牦牛馱運。河水攔路，就用溜索、牛皮船把物資送過河。大渡河兩岸公路已通而大橋未架好，運輸兵就把汽車拆卸裝船送到對岸，再組裝起來運輸。人民空軍為了空投物資，支援前線，在各方面條件都差的情況下，王洪智機組經過數十次試飛，于1950年5月7日突破了“高原空中禁區”，在甘孜、鄧柯等地實施空投。到1950年底，汽車部隊共運送物資35000噸，空軍空投物資900余噸。

　　全國各地，特別是鄰近西藏的四川、西康、云南、青海、新疆等省區，均以人力、物力大力支援進軍西藏。北京、天津、上海、東北等地趕制各種進軍用具和物品。川西為支援十八軍進藏，各縣都成立了支援委員會。在漫長的運輸線上，有十萬頭以上牦牛參加經常性的運輸。僅德格、白玉、石渠、鄧柯四個縣，在一年多的時間里，就出動牦牛六萬多頭，馱運物資26萬馱。

　　在運輸補給中，出現了無數動人事跡。甘孜和玉隆大頭人夏格刀登等籌糧15萬多公斤。德格女運輸隊員曲美巴珍，用自己的兩頭牦牛、一匹馬，在120公里的運輸段上，馱運物資100多次。遇到雨雪天，她就脫下自己的衣服蓋住馱子，保護運送的物資，被譽為支前模范。西康省人民政府授給她“支援模范，藏族之光”的錦旗。云南西部的大理、麗江、保山三個地區的30多個縣的群眾，踴躍參加修路、運輸、建造營房。保山地區由縣長、區長、干部帶隊組織運輸。青海玉樹地區的運輸隊，調集了4000多頭馱畜，把物資從黃河沿運送到玉樹、囊謙等地，保障部隊供給。新疆于田地方政府組織了由900多名民工、4500多頭毛驢組成的九個運輸大隊，為進藏部隊馱運糧食、馬料和各種軍用物資。

　　（本版陰法唐文章摘自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當代研究所編輯《陰法唐西藏工作文集》，刊用時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