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抗日戰爭是中國人民為捍衛國家獨立、爭取民族解放，與日本帝國主義展開的一場殊死決戰。中國共產黨始終站在全民族抗戰的最前列，以自己的正確思想指導抗戰，以自己的模范行動支撐抗戰，以自己的鋼鐵意志穩固抗戰，成為全民族抗戰勝利的中流砥柱，為抗日戰爭的勝利做出了決定性貢獻。

　　一、 中國共產黨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中堅力量

　　1931年，日本侵略者發動九一八事變，開始了旨在徹底征服中國、變中國為其獨占殖民地的侵略戰爭，將飽受摧殘的中華民族推向亡國滅種的邊緣。歷史向中國的每一個階級和政黨發出了抗日救亡的吶喊。能不能把握時代主題？敢不敢承擔歷史責任？對當時中國各派政治力量，尤其是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是一個重大而嚴峻的考驗。

　　掌握國家政權的國民黨統治集團，無視民族矛盾逐漸上升為主要矛盾的嚴峻現實，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誤國方針，對日本的步步侵略采取妥協退讓甚至“不抵抗”政策，把主要精力放在反復“圍剿”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根據地和排除其他異己力量上。直至日本發動七七事變開始全面侵華戰爭后，才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堅決抗爭下決定進行全國抗戰。但在抗戰過程中，國民黨內仍不時顯現出消極傾向，甚至發生了汪精衛集團叛國投敵的嚴重事件。

　　中國共產黨挺身而出，以犧牲奮斗救中國的強烈使命感和責任心，高舉抗日救亡的大旗，肩負起民族解放的歷史重任。九一八事變剛剛爆發，中共中央即通電全國，號召堅決反抗日本侵略，組織武裝斗爭，直接給日本帝國主義以嚴重打擊。1932年4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正式對日宣戰，決心“領導全國紅軍與工農勞苦群眾用民族革命戰爭來驅逐日帝國主義出中國”，爭得中華民族的徹底解放與完全獨立。1935年8月，中共中央發表《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內戰、集中一切國力為抗日而奮斗。七七事變爆發的第二天，中國共產黨即發出通電，號召“全中國同胞，政府，與軍隊，團結起來，筑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抵抗日寇的侵掠”。中國共產黨在九一八事變后的一系列政策主張和所作所為，切中了抗日救亡的時代主題，喊出了中國人民的心聲，凸顯了忠實于國家民族利益的堅定立場，對全民族奮起和堅持抗戰發揮了巨大的引導和激勵作用，贏得了中國社會各民族、各階層和各政治集團的一致贊同和積極響應。著名學者梁漱溟說：“自日本侵略中國后，中共提出一系列的抗日主張，特別是國共合作，一致抗日，深得人心”。正是在共產黨的倡導和努力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才能夠形成，近代中國才第一次擁有了全民族團結抗敵的嶄新局面。

　　抗日戰爭中，民族矛盾空前激烈，但國內的階級矛盾依然存在。特別是作為統一戰線主體的國共兩大政黨，分別代表著不同的階級利益，主張不同的社會發展方向。兩黨之間的矛盾和斗爭，在民族戰爭條件下主要表現為兩黨之間的政治斗爭，但常常非常尖銳，甚至以軍事摩擦的形式表現出來。而能否堅定地維護和鞏固地發展統一戰線，能否正確處理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的關系，是對共產黨人的嚴峻考驗，更是中國抗戰堅持到底、奪取最后勝利的關鍵。在抗日戰爭的全過程中，中國共產黨不僅與全國人民同呼吸共命運，而且甘為全民表率，自覺承擔起抗戰前驅的特殊責任。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窯堡政治局會議上明確提出：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同時又是全民族的先鋒隊。1937年5月，毛澤東在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指出：黨要以無限的忠誠和積極性，成為實現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民主共和國等目標的模范。全國抗戰開始后，毛澤東進一步向全黨提出：中華民族的興亡，是一切抗日黨派的責任，是全國人民的責任，但在我們共產黨人看來，我們的責任是更大的。中國共產黨對自身在抗戰中的這一定位，體現了黨對中華民族的崇高使命感，為全黨上下切實履行民族解放先鋒隊的責任和義務，做好了充分的思想準備。

　　全民族抗戰，既是中國各民族、各階層力量的有機融合，也是各黨派、各集團實力的重新組合。在團結抗日的旗幟下，中國共產黨忍讓為國，與國民黨真誠合作，以自己的模范行動帶動了各方的進步。共產黨與中國社會各種抗日力量密切合作，表現出無比的親和力和凝聚力，成為中國抗戰進步力量聚合的核心。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愛國進步人士團結戰斗，患難與共，結成了強大的民主進步力量同盟，不但推動著中國社會民主化進程持續前進，而且使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基礎日益鞏固。

　　二、 中國共產黨是持久抗戰的核心力量

　　戰爭是交戰雙方國力、軍力的全方位較量。如何在客觀分析中日兩國國情與軍情的基礎上，確定科學的勝敵方略，實施正確的戰爭指導，對于奪取抗日戰爭的勝利至關重要。全國抗戰爆發后，國民黨提出“以空間換時間”、“積小勝為大勝”的“持久消耗戰略”，表明它對抗日戰爭的特點和進程有了一定的認識。但囿于自身的階級局限性，國民黨只能推行單純依靠政府和軍隊抗戰的片面抗戰路線，因而無法使抗日戰爭真正成為人民大眾廣泛參加的民族解放戰爭。中國共產黨基于對抗日戰爭特點的深刻認識和中日雙方力量的科學分析，著眼于戰爭全局，科學把握敵強我弱、敵小我大、敵退步我進步、敵寡助我多助的戰爭基本特點，制定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反侵略戰爭指導方略。主要體現在：一是提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路線，主張進行全國軍隊、全國人民的總動員，深刻地揭示出戰爭偉力的最深厚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實施動員人民、依靠人民的路線政策，創新了人民戰爭的動員途徑和組織形式，從而解決了抗日戰爭勝利的力量源泉問題。二是闡明了持久戰的戰略總方針，回答了抗日戰爭為什么是持久戰、怎樣進行持久戰、怎樣爭取持久戰的最后勝利，科學預見了抗日戰爭將經過戰略防御、戰略相持、戰略反攻三個階段，提出了一系列以弱勝強、以劣勝優、爭取持久取勝的戰略戰術，從而解決了抗日戰爭如何發展和怎么進行的問題。三是制定了“基本的是游擊戰，但不放松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的軍事戰略方針，把游擊戰爭提高到戰略地位，規定了抗日游擊戰爭必須堅持的戰略戰術原則，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游擊戰爭理論，從而解決了抗日戰爭的基本形態問題。這些路線和方針，體現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抗日戰爭根本規律的深刻認識，是弱國打敗強國唯一正確的戰爭指導綱領。

　　為爭取戰爭主動權，發揮人民軍隊自身優長，針對日軍兵力不足、后方空虛的弱點，中國共產黨作出了開辟敵后戰場的戰略決策。人民軍隊迅速實施戰略展開，大膽深入敵后，廣泛發動群眾，開展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爭，積極創建抗日根據地，按照先山區、后平原、波浪式發展的步驟，先后開辟了華北、華中、華南敵后戰場，連同東北抗日聯軍開辟的東北抗日游擊戰場，并稱為四大敵后戰場。這一決策與行動，不僅重塑了中國抗日戰爭的戰場態勢，變敵人的后方為前線，使侵略者陷入了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改變了戰爭的走向，而且在中國戰場形成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軍隊獨當一面的戰略格局。人民軍隊愈戰愈強，逐漸成為全國抗戰的主力軍；敵后戰場不斷發展，逐步上升為全國抗戰的主戰場。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人民軍隊因此成為堅持抗戰的中堅力量。八年全國抗戰，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軍隊將游擊戰由戰術配合行動提升為獨立游擊戰爭的戰略地位，演繹出中外戰爭史上罕見的敵后抗戰壯麗史詩。特別是在進入抗戰最艱苦的相持階段后，抗擊著58%～75%的侵華日軍和幾乎全部偽軍部隊，成為持久抗戰奪取勝利的堅固支撐。

　　三、 中國共產黨是全民族抗戰的先鋒模范

　　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軍隊，擔負著在敵人深遠后方開展游擊戰爭的戰略任務，不僅遠離抗戰大后方，而且時刻處于日偽軍發動的殘酷“掃蕩”、“蠶食”和“清鄉”之中，還要面對國民黨頑固派挑起的一次次反共摩擦甚至大規模軍事進攻。戰爭任務異常艱巨，戰爭環境極度險惡。要堅持抗戰，完成使命，必須具有堅韌不拔的意志、顧全大局的胸懷和不怕犧牲的精神。

　　中國共產黨深刻地認識到，“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戰爭是一個艱苦奮斗的長過程”，抗日戰爭將面臨各方面的困難。毛澤東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所作的報告中指出：黨要“自覺地擔負起團結全國人民克服各種不良現象的重大的責任”。各級黨組織和每一名黨員“應在民族戰爭中表現其高度的積極性”，“即應在各方面起其先鋒的模范的作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盡管武器裝備落后，力量相對弱小，且長期處于物質生活貧乏、生存條件艱難的環境中，但全體將士頑強拼搏，敢于“亮劍”，始終站在民族解放戰爭的最前線，同日本侵略者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斗爭，以弱制強，以少勝多，屢創佳績。平型關大捷打破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百團大戰堅定了全國人民抗戰必勝的信心。在八年抗戰中，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華南抗日游擊隊，戰斗在黃河之濱、太行山上，馳騁于大江南北、珠江兩岸，共殲滅日、偽軍171.4萬余人，其中日軍52.7萬余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也付出了傷亡61萬余人的重大代價。東北抗日聯軍堅持斗爭14年，有力地支援和配合了關內抗戰。

　　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軍隊不僅與國民黨軍在作戰中進行了直接的戰役戰斗配合，而且勝利地完成了開辟和發展敵后戰場的艱巨任務，與國民黨正面戰場在戰略上形成了相互策應、相互配合、陷日軍于兩面夾擊的有利態勢，減輕了正面戰場的壓力，成為促使國民黨抗戰到底的一個重要因素。在大后方，在淪陷區，在各條戰線上，共產黨人都以崇高的使命感和凝聚力，成為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完成各項任務的楷模，塑造出民族脊梁的光輝形象，極大地影響、感召和帶動了全國軍民投身于神圣的民族解放戰爭，筑起了抵御日本侵略的銅墻鐵壁。

　　四、 中國共產黨是中華民族復興的卓越領導

　　抗日戰爭既是一場求生存、求解放的民族自衛戰爭，也是一次求進步、求發展的社會變革運動。在爭取國家獨立、民族解放的同時，改造舊中國、建設新中國，不僅是抗日戰爭的客觀需要，也體現著人民的利益訴求。歷史的車輪不但將把中國送到勝利的彼岸，而且將把中華民族的復興進程帶到嶄新的階段。

　　抗戰爆發后，共產黨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中提出了開放民主、改善民生的主張。1939年10月至1940年1月，毛澤東發表了《＜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和《新民主主義論》等重要著作，從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定性出發，提出了進行“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反帝反封建的人們聯合專政的民主共和國”，從而“建設一個中華民族的新社會和新國家”的宏偉構想，回答了“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到抗戰后期，共產黨鮮明地提出了廢止國民黨一黨獨裁專政、建立民主聯合政府和建設新民主主義國家制度的綱領。這些主張和綱領，把堅持抗戰到底與推進民主進程、民族解放與社會進步融為一體，在奪取抗戰勝利的同時，為中國的未來發展描繪出壯麗的藍圖。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民主政府實行著名的“十大政策”。在政治上，堅持抗戰與民主的協調統一，實施“抗戰和普選的民主政治”，建設“三三制”政權，擁政愛民，樹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作風和艱苦奮斗、清廉勤政的工作作風；在經濟上，實行有利于民眾的政策，開展“減租減息”、“精兵簡政”和大生產運動，改善民生；在思想文化上，推廣民主的科學的文化教育和時事教育，發展群眾文化事業。在陜甘寧邊區和各抗日根據地，通過生產關系和社會結構的變革，生產力得到解放，人民群眾的民主、民生權利得到保障，社會面貌煥然一新，建成了全國抗戰的堡壘和持久抗戰的基地，其政治清明、經濟發展、政府廉潔的社會“新區”形象迥然不同于國民黨統治區。1940年，民主人士李公樸在帶領“抗戰建國教學團”參觀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后興奮地說：這里“象征著中華民族解放的勝利，象征著新中國光明燦爛的前景”，“形成為一個新中國的雛形”。中國共產黨以對國家民族發展的先進理論和建設邊區與根據地的模范實踐，讓人民看到了民族的希望和未來，因而人民選擇了中國共產黨作為自己根本利益的代表，作為民族復興的領導力量。

　　在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中，中國共產黨以特有的先進性、科學性、堅定性和前瞻性，發揮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成為堅持抗戰、奪取勝利的旗幟。14年抗戰，中國共產黨不僅贏得了戰爭，而且贏得了民心，贏得了自身力量的發展壯大。全國抗戰爆發時，共產黨只有4萬余名黨員，數萬人軍隊，陜甘寧根據地人口約200萬，面積不過13萬平方公里。然而到抗戰勝利時，共產黨已經擁有120多萬黨員，人民軍隊發展到約132萬人，民兵達268萬人，在華北、華中及華南地區擁有面積近100萬平方公里、人口近1億的抗日根據地，成為主導中國發展和前途的領導力量，成為中國人民革命事業的領導核心。近代中國歷史的發展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因此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毛澤東豪邁地指出：“三次革命的經驗，尤其是抗日戰爭的經驗，給予我們和中國人民這樣一種信心：沒有中國共產黨的努力，沒有中國共產黨人做中國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國的獨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也是不可能的”。

　　(作者系第九屆全國政協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