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后，父親率保安團開赴上海，參加對日作戰，編入國民革命軍第八十八師第二六四旅。

　　8月14日，二六四旅在閘北持志大學、五州公墓等地與日軍展開激烈的巷戰。日軍憑借房屋和工事頑抗，旅長黃梅興不幸中炮犧牲，父親隨即升任為二六四旅少將旅長。

　　1937年12月，父親參加南京保衛戰，率二六四旅堅守雨花臺陣地。12月初，日軍猛攻光華門、中華門及雨花臺各要點，父親率兵堅守雨花臺陣地，多次打退敵人的進攻。

　　南京保衛戰打得異常激烈，子彈打光了，父親就帶領戰士們拼刺刀。日本人發起了一次又一次沖鋒，眼看陣地守不住了，父親不愿被俘，將僅有的幾枚手榴彈困在一起，和敵人同歸于盡……

　　12月12日，高致嵩和全旅官兵數千人壯烈殉國。第二天，日寇在南京犯下了慘絕人寰的大屠殺。

　　日寇鐵蹄步步逼近，孤兒寡母一路逃往大后方

　　南京淪陷后，杭州城眼看著也要漸入敵手。

　　“還沒等到父親的消息，母親就帶著我和哥哥一路往大后方逃亡。”高碧英說。

　　高家三口先是輾轉到了云南，經過昆明、建水，后來到了貴州遵義。

　　“在昆明的時候，哥哥染上了瘧疾，吃了一種叫‘奎寧’的藥，結果一只耳朵聾了，到現在也沒能治愈。”她說。

　　“抵達遵義時，舅舅來看我們，他讓我和哥哥出去，單獨和母親說了很多話，然后母親就哭了，第二天母親獨自在家里燒了很多紙錢。”高碧英說，雖然那時自己還很小，不知道什么是“犧牲”、“為國捐軀”，只是隱約地感覺到父親沒有了。

　　日寇的鐵蹄步步緊逼，甚至沒有留給孤兒寡母太多的時間去傷感和追思。母親帶著他們繼續往大后方——重慶撤退。

　　“我年紀小，走不動路，母親和別人拼了一輛板車，車上放行李，我坐在車上，哥哥和母親一起推車。”高碧英說。

　　從貴州到重慶的“黔川線”，山路崎嶇，高山險峻，一家人歷經艱難。

　　“逃難的人都想趕緊到大后方，為了不拖累隊伍，前方的人一刻也不敢放慢腳步。”高碧英清楚地記得當時在一處山間小道上，她親眼看見一輛板車上的孩子，因為車速快，不小心墜下懸崖。

　　“七十多年過去了，那一幕場景在我腦海里反反復復出現，想忘都忘不掉。”高碧英說。

　　在戰爭年代，所有人的命運都被時代洪流裹挾，無一例外。所幸，命運對這一家三口還算“照顧”——歷經艱辛，他們終于抵達重慶。高碧英記得在登上朝天門碼頭那一刻，所有人都累得攤倒在一級級的臺階上，盡管此時，刺耳的防空警報響徹上空。

　　由于舟車勞頓，初到重慶，除了高碧英，母親和哥哥都生了一場大病。“母親脖子上一個淋巴結腫成了雞蛋大小，非常痛苦。當時重慶醫療條件有限，她找了當地一個土郎中，對方說要用刀切開，但不保證可以治愈，而且有危險。”高碧英說，手術前，母親和一個老鄉說，如果出了意外，兩個孩子就交給她代為撫養，“其實這相當于托孤。”

　　“那一刀下去，血肉模糊……”高碧英雙眼通紅，轉過頭，不愿再去回想。

　　“我是在抗戰爆發那年出生的，完完整整經歷了最艱苦的8年，和我們有著類似遭遇的家庭還有很多很多，這都是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侵略戰爭犯下的罪孽。”高碧英說。

　　顛沛流離之后

　　更感和平的珍貴

　　在當時的“陪都”重慶，高碧英過上了一段難得的穩定生活。

　　“母親在工廠里紡紗，我上小學。哥哥后來被送到南京念‘抗戰遺族學校’，那里專門接收烈士子女就讀。”高碧英說。

　　1947年，隨著國民黨節節敗退，遺族學校遷往臺灣，“在那以后，我就與哥哥分開了。”

　　解放后，高碧英跟隨母親、表姐輾轉從揚州回到了杭州。她在杭州聯合中學(現杭州第六中學)念書；1963年，她考上了中國人民公安學院，此后被調回杭州工作。

　　1983年，高碧英終于聯系上了哥哥，“哥哥還活著，還成了科學家，母親喜極而泣。”

　　1986年3月，高致嵩被浙江省人民政府追認為革命烈士。去年9月1日，高致嵩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雄和英雄群體名錄，紀念碑也被立在了廣西岑溪革命烈士陵園中。

　　1992年，高碧英第一次去臺灣，見到了闊別40多年的哥哥，百感交集。

　　“現在，哥哥每年都會來杭州。”得知自己要去北京參加閱兵式，高碧英還特地給哥哥打去電話，他很高興。

　　顛沛流離之后，兩位老人更感和平的珍貴。

　　年輕人應牢記“抗戰精神”

　　在高碧英的家中，目前保留有關父親高致嵩的物件只有兩樣。

　　一個是高致嵩身著戎裝的黑白照片，這是她從一位親友手中輾轉得到的，上面寫有一對聯文：“抗日捐軀保衛京畿，國家褒揚榮及子孫。”

　　還有一個，是一枚淞滬會戰的銅質獎章。七十多年過去了，獎章上斑斑駁駁。

　　此次去北京前，高碧英特地將這兩個物件從箱底取出，細細擦拭。

　　“父親的遺骸雖然找不到了，但這枚獎章代表著他的精神，代表‘拼搏、奉獻、團結、自強’的抗戰的精神。”高碧英說。

　　年輕一代沒有經歷過這段歷史，無法直接體會到戰爭帶來的痛苦與災難，“但是這并不等于可以忘卻歷史。”此次去北京，高碧英特地讓27歲的孫子一起陪同，“對他來說，這應當是一次無比珍貴的愛國主義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