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外就醫服刑犯再涉罪，失職的監管部門決非一家。一樁刑案的社會危害自不必說，而反射出的監管制度長期空轉，更加讓人擔憂。

　　65歲的涂金蘭，2000年因犯金融憑證詐騙罪、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被判無期，2008年因患高血壓獲批保外就醫。然而在保外就醫期間，她再度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金額高達5億元。一個保外就醫的服刑人員再度涉罪，暴露出監外執行監管制度的多重失效。在國家收緊監外執行、嚴查行刑腐敗的背景下，涂金蘭案的曝光提醒我們：很早就存在的監外執行問題，至今仍然存在。

　　保外就醫并非將服刑犯一放了之，這一刑罰執行制度的正當性，依賴于執法部門盡起監管職責。但實際上，對于監外執行的服刑人員，法定的監管職責往往并未完全落實。依據《罪犯保外就醫執行辦法》《社區矯正實施辦法》等，對保外就醫的服刑人員，當地公安機關負有日常性監督考察的職責，司法行政機關也有相應的監督管理職責。但頗具反諷意味的是，該案曝光后，當地公安機關和司法行政部門則玩起了“踢皮球”的游戲，相互推諉責任。

　　就本案來說，執法監管部門必須直面如下質疑：其一，當初批準保外就醫是否合法正當？服刑人員的高血壓病情是否符合保外就醫的法定條件？醫院開具的證明是否屬實？其二，2008年保外就醫至2014年再度被收監，長達6年，服刑犯有那么大精力重操舊業，其病情有無好轉？是否應當收監繼續執行剩余刑期？其三，服刑犯在保外就醫期間為何能自由行動？其離開所在地是否按照規定履行批準手續？其如何順利乘飛機外出？還有沒有其他違法違規行為？其四，法定監管部門每年有沒有依法考察了解監外執行情況？有沒有對服刑人的病情進行評估以決定是否收監？

　　上述一系列疑問，都指向制度的執行者。實際上，我們并不缺乏制度規范，缺的恰恰是具體的執行。涂金蘭自2010年8月開始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長達4年足以暴露出各個監管環節的失守。有關執法部門事后相互推諉，更折射出制度長期處于空轉境況。例如，按規定保外就醫人員未經批準進行就醫以外的社會活動，縣級司法行政機關應當教育甚至給予警告。在本案中，司法局有沒有履行過這樣的職責呢？

　　不僅如此，根據《人民檢察院監外執行檢察辦法》，檢察機關應采取查閱監管檔案、了解核實情況等方式，對監外執行罪犯是否發生脫管現象等進行監管活動檢察。由此看來，保外就醫服刑犯再涉罪，失職的監管部門決非一家。一樁刑案的社會危害自不必說，而反射出的監管制度長期空轉，更加讓人擔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