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各種幼教思潮進來，國內對此也有各種聲音。學前教育老師們常常無所適從，甚至浮躁。我們的教育在吸收外來文化時，也要植根于民族、國情之中，我們要了解自己的歷史，在傳承中創新。7月31日，由中國民辦教育協會學前教育專業委員會等單位主辦的“陳鶴琴幼教思想研討會”在京召開，本刊擇要刊發，以饗讀者。

　　———編者

　　作為著名的教育家、兒童心理學家、兒童教育專家，陳鶴琴全面系統地論述了幼兒教育的問題，并探索創造了既適合中國國情，又符合幼兒心理發展特點的中國化、科學化的幼兒教育，形成了自己的教育理論跟思想體系。紀念他，我想關鍵詞就是兩個：科學化、中國道路，我們學習他的時代意義也就在這里。

　　最近，有的專家對六個國家的幼兒教材做了比較，看東西方教材中自我自主、克己奉公兩類內容所占的比例。最后發現，日本、韓國幼兒教育教材基本上體現的是東方理念即克己奉公。而中國的教材從理念上已經基本上接近西方國家，自主自我內容所占比例比較高。也就是說從我們目前的教材涉及的教育理論上看，都已經接近了西方國家，這與近幾十年，大量西方幼教理論引入中國分不開，如福祿貝爾、蒙臺梭利、馬拉古奇等人的思想，以及西方的幼教經驗如法國的做中學，德國的自然森林教育、新西蘭的兒童學習故事等。隨著這些理論與實踐經驗的引入，我們幼兒教育的理論和教材也較多地體現了西方的教育理念，這是很自然的。但是這種教材的西方化并不意味著我們的教學實踐也如此。這也正是我們現在幼兒教育存在的問題：理念上沒有注重實踐化，在實踐上并沒有真正的科學化。我們今天學習陳鶴琴先生很重要的時代意義，就在于我們要走一條科學化的中國幼兒教育道路，而陳鶴琴先生為我們幼兒教育的科學化與中國化提供了可貴的借鑒。

　　追求理想，但不脫離中國的實際

　　做教育，我們不能夠只有理想，只描繪一個藍圖，而不考慮到中國實際，陳鶴琴先生既追求一個理想的幼兒教育，但同時又不脫離中國的實際。

　　1981年11月，年近90歲的陳先生給《幼兒教育》題詞：熱愛、了解和研究兒童，教育他們使之勝過前人。我想這就是他幼兒教育的重要的理念，他認為舊中國的教育制度空談理論，教學脫節，讀死書，讀書死，書本至上，不求進步，學生缺乏創造性，沒有動手能力。我覺得學習陳鶴琴先生的教育思想，特別重要的就是抓住他看到的舊教育的問題。針對這種情況，陳鶴琴一生都在致力于把死教育變成前進的活潑的有生氣的教育，即“活教育”。

　　陳鶴琴先生的“活教育”理論包括他的目的論、課程論、方法論。

　　首先是“活教育”的目的論。他認為“活教育”的目的就是要讓孩子做人，做中國人，做現代中國人。他說：“做一個中國人與做一個別的國家的人不同。做一個中國人必須熱愛自己的國家……為自己國家的興旺發達而努力。”他還說：“我們要做世界人，便要愛全世界的人類。愛那些站在真理一面的人類，真理是不會泯滅的，真理是我們做人、做中國人、做世界人的最高準則。”他認為做現代中國人包含五方面的條件，要有健全的身體，要有建設的能力，要有創造的能力，要能夠合作，要樂于為社會服務，為人民服務。我們如果把這五方面的條件跟現在的《3-6歲兒童學習與發展指南》對照一下，實質內容是相近的，他這五個方面提得簡單明確，使我們一目了然。“活教育”的目的論體現了德智體全面發展的要求，體現了時代要求和歷史使命。把做人上升到了崇高的境界，仍是我們今天的教育要追求的目標。

　　“活教育”的課程論是“大自然，大社會，都是活教材”。針對傳統教育“把書本作為學校學習的唯一材料”，把讀書和教書當成了學校教育活動內容的實際狀況，陳鶴琴將“大自然、大社會都是活材料”概括為“活教育”的課程論。這是跟死教育的課程論最重要的區別，應該也成為今天幼教課程改革的方向，如我們講以游戲為主，實際上游戲應該是以大自然、大社會作為背景，作為環境，作為生態的游戲。而不能只是停留在課堂之中。

　　1928年，陳鶴琴負責全國幼稚園課程標準的草擬和制定工作，他反對小學和幼稚園的分科教學法，提倡“整個教學法”，主張把兒童所應該學的東西整個地、有系統地教給兒童。整個教學法到今天仍然是我們幼教改革的一個最重要的課題。目前指南對我們幼兒教育應該發展的5個方面都講得非常清楚，關鍵是這五個方面如何在一日活動中變成整個的。陳鶴琴當時就明確提出，把兒童所應該學的東西整個、有系統地教給兒童。

　　“活教育”的教學論就是“做中學，做中教，做中求進步”，我想這是我們現在所謂克服幼兒教育小學化傾向的關鍵所在。最近督導部門也對幼兒園小學化傾向進行了督導，在督導過程當中出現的分歧就在于什么是小學化，到底是孩子學了小學的內容叫小學化，還是指不要用小學的教學方式來進行學前的教育，這兩個之間看法不是很一致的。討論中，也有人提出，美國高中的課程改革要求加大AP課程（大學先修課程）的比重，提出要實現高中有50%學生選修AP課程，這是不是就叫做高中大學化？

　　其實，我想小學化當然與內容有關，但可能主要不在于內容，主要是在于所用方法不適合于孩子的年齡特點。而陳鶴琴先生提出的“做中學，做中教，做中求進步”就是我們改革的重點。他的“活教育”教學論的基本原則也就在這里。他說這并不是否定書本知識而是強調兒童是在與自然社會的接觸當中，在親身觀察和活動當中來獲得經驗和知識。也就是說不在于學了多少東西，而在于這種學是通過孩子親身的觀察跟活動得到的，所以他主張把書本知識跟兒童的直接經驗相結合，這樣獲得的知識才真實、才親切而且才可以激發兒童的學習興趣和研究的精神。

　　陳鶴琴提出，隨著課程的改變，組織形式也應該變，所以活教育的課程形式應該符合兒童活動跟兒童的生活方式，符合兒童跟自然社會環境的交往方式，所以他提出了五指教學法。該教學法包括五方面的活動，他用人的五根手指作比喻，而這五根手指是長在一個手上的，是不可分割的。我覺得五指教學法跟指南提出的五個方面也有很密切的聯系，這應該是中國最早的幼兒教育課程模式，比近幾年從西方引入中國的模式早很多年。

　　善于借鑒，但不盲目模仿西方

　　我們需要借鑒，因為只有開放才能更好地促進我們的改革。但是我們不是盲目地模仿西方。陳鶴琴留美的時候，他系統地學習了美國的教育學說，以及心理學的實驗研究方法，如借鑒杜威的思想。1934年7月，他對歐洲11個國家進行了教育考察，參觀了許多新型的實驗學校，跟各國的教育專家進行教育問題的討論，對歐洲的新教育有了真實的感受，從里面看到世界教育發展趨勢的共同特點，認為這是中國教育值得借鑒的。

　　但他的借鑒又不是盲目的，他在本國進行幼兒教育實驗研究的過程中指出：“要曉得我們的小孩子不是美國的小孩子，我們的歷史、我們的環境跟美國不同，我們的國情跟美國的國情又不同；所以他們視為好的東西在我們用起來未必都是優良的。”我們現在的實踐實際上也證明了這一點，不僅我們的歷史，我們的環境跟美國不同，應該講我們整個的文化生態以及我們的家長都跟美國不同。所以，他提出：“幼稚園的設施總應當處處以適應本國國情為主體，至于那些具有世界性的教材和教法，也可以采用，總以不違反國情為唯一的條件。”陳鶴琴強調了要和國情結合，這可能是我們現在進行改革需要重視的一個問題。

　　改革開放以后引進國外的理論和國外的實踐是必要的，在一段時間里面模仿也是必要的，因為你不模仿你不知道他是什么東西，但是時至今日如果我們還是只有模仿，中國的幼兒教育沒有多少路可走了，因為很難適應我們現在時代的發展，包括家長的需求。所以說，就有一個如何真正走出中國的幼兒教育道路的問題擺在我們的面前。而陳鶴琴先生當年就已經提出來了，面對舊教育的全盤西化，脫離實際，死讀書本的時弊，他指出：“今日抄日本，明日抄美國，抄來抄去弄不出什么好的教育”。這句話是值得我們深思的，他從美國回國以后正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一方面他用自己的親身經歷批判封建的制度對兒童的束縛跟殘害。另外一方面針對當時幼兒教育被外國教會壟斷，全盤西洋化的現狀疾呼：“幼稚教育抄襲西洋，不切合中華民族性，不適合中國國情，不能使中國兒童適應。”陳鶴琴的思想超越了杜威的教育思想，是在實驗本國教育的基礎之上提出來的，是符合中國國情的。我想我們現在最需要的也是符合中國國情的中國的學前教育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