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與古玩在市場經濟中是有價格的，它們在歷史研究中也是有價值的。價格與價值之間是否一定吻合？很難確定。有時價格遠遠高于價值。最近潘天壽的 花鳥畫拍賣成交價2.79億，與他平時的幾千萬的價格相差非常大；另一個例子是齊白石的“篆書對聯·花鳥畫”，也拍出了上億的巨額成交價，不乏收藏買家有 意青睞抬舉的因素在內。有時價格又遠遠低于價值，比如清代吳昌碩尤其是蒲作英、民國時的江寒汀、解放后的應野平張大壯申石伽等等等等，價值很高，價格卻一 直上不去。

　　本來，價格與價值應當相合。但在目前，許多拍賣會上價格與價值常常體現出很大的反差。這已經成為今天古董文物走向市場的一個巨大瓶頸：眼看著它 存在，又說不清其間的原因與理由，“反差大”的現象正基于來自社會文化與專業的各種不同原因，但反差既然出現，總應該有一些對這一現象的調查與研究和思考 判斷，甚至是解釋。這正是學術研究之道。

　　任一商品，包括古玩文物，只要是進行交易，必須符合價值規律。一般而言，在市場供求大體相當的情況下，古玩文物的價格與價值應該是相符合的。在 此中，要估計價格，必先估計價值與數量。古玩文物有許多出土于地下，或是先人遺留，沒有成本，若論今日使用價值，幾近于無，有的只是藝術價值、歷史價值或 科學價值，既無法量化，也并無固定價格可議，那如何去評估其價值呢？

　　一是按照國家文物定級標準《文物藏品定級標準》的規定來進行。珍貴古物：一級，價格在千萬百萬以上；比較珍貴文物：二級，價格在十萬以上；一般 文物，三級，價格在萬元以下。時至今日，古書畫古物拍賣早已進入億元時代，這個標準上應該再加一項：特級文物。如潘天壽、齊白石、雞缸杯等等，都應進入億 元以上特級文物的行列。

　　以國家頒布的《文物藏品定級標準》的等級標準來衡量，只是一個比較公式化的判斷，肯定不是包辦一切的。比如任何一件古玩文物的拍賣，必會基于物 品的數量、質量、在社會和歷史上的學術藝術地位、制作創作者的地位、身份、名銜；創作精心程度、與平時庸常度的對比反差程度，以及公眾對它的認可度、個體 的購買力、行情的漲跌情況、拍賣現場的激情頓起、必而得之之志、拍賣宣傳手段的運用、當時經濟進退的大環境、藝術品行業發展的時代興衰。在中國，更有藝術 品交易與房市、股市之間的關系。各種原因的綜合作用，才能構成一個完整的大型拍賣行為。當年陸儼少的《杜甫詩意百開》冊頁登7000萬、齊白石《篆書對 聯·花鳥畫》上億、直到這次潘天壽花鳥畫的2.79億，之所以能夠以超高價成交，都可以從上述15項左右的參考檢測項目中尋找到理由與原因。

　　而在具體操作中，由于來自社會各界的五花八門的表達、理解、投機以及信用等方面的問題，在藝術品交易中難以避免坑蒙拐騙的不良現象。賣假，是一 個最集中的“癌癥”，而以知假賣假這一嚴重擾亂古玩藝術品市場的行徑，最為可惡。用各種手段混跡，比如以次充好以偽充真、用后人之作充古物、以高仿印刷代 替原跡、補新款以為名家之跡、同名畫跡相混淆、臨摹、裁剪名畫成雙，揭裱成復本，乃至以偽跡先印刷畫冊取假證再上拍賣市場。從拍賣公司來看，失信負義或拍 得古物后欠款賴賬不付錢等失信行為泛濫，必然會造成古玩文物的價值與價格的背離，造成古玩文物藝術品市場的不穩定不平衡的發展瓶頸。

　　據我的經歷，適足以作為例證的，一是我以前編過一冊精裝的《日本吳昌碩書畫篆刻精品集》。幾年以后，北京匡時拍賣的老總董國強來電詢問，說收到 一冊同名畫冊，制作粗糙、收得缶翁作品水平低下，當事人想上拍，已被拒絕。把同名畫冊寄我，一翻滿冊皆是低劣的偽作。想想用這本以我名義編的偽作集來支撐 偽品拍賣，外行豈有不上當的？二是高科技導致在書畫收藏界高仿真印刷幾可亂真，一些畫廊拍賣行刻意把古玩文物的高仿真印刷當古物真跡賣，客戶大上其當。這 種利用后仿真冒充的情況，在玉器、青銅器、瓷器、紅木家具及竹木牙雕中非常常見。我自己，也有看到高仿我的手卷而辨別不出來，以為真是我親手而為的。一張 復制有20張的印刷品，就有幾萬十幾萬的價格，試想如此一來，怎么不會在價值與價格上高價低質或低價高質呢？

　　古玩文物界對價值與價格的平衡穩定關系，應該承擔起責任來。這一行要發展，它是一個逃不開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