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從權力場中退隱，打開另一重生命。那是一個私密的空間，人能夠釋放自己的性靈。正是物品讓他們得到了人性的救贖。”作家趙柏田在接受第一財經專訪時，這樣談論他的新書《南華錄》。他在此間描摹了一個已經消逝的江南：文徵明、董其昌、吳 其崢、項元汴、李日華、湯顯祖等人出沒其間，園林、收藏、古物、字畫、香料將他們串聯在一起。

　　推出《南華錄》之前，趙柏田還寫過兩部關于明朝的書籍《巖中花樹——16至18世紀江南文人》（2007年）以及《明朝四季》（2011）。其中，《明朝四季》將目光聚焦于文官系統與皇權的博弈。當他在史料中鉤沉一個個人物的命運時，他發現，權力絞殺的殘酷正在于：它漸漸扭曲人性。“寫作這本書讓我蒼老了10歲。”新書的跋中，他這樣談論自己創作《明朝四季》的感想。

　　于是，他將目光投向晚明人的生活史，希望寫一本與《明朝四季》互為補充的書。沉甸甸的《南華錄》，以對一個個歷史人物的講述，鋪陳了一副晚明江南文人的生活圖景：包括如何訪友、宴飲、唱曲、賞畫、讀書等等。“從萬歷到1644年，是明朝文化和物質空前繁榮的階段。”趙柏田用以表達這種繁榮的方式是：選擇各個行業的人，精細地描摹他們的生活方式。

　　這些人可以是藝術家、收藏家、官員、文士、才女、奇人、工匠，但在精神上，《南華錄》 里的人有一個共同點。“他們都是被權力的洪流推到角落里的人，用精致的物質來寄托自己的心靈。”在第一個故事《古物的精靈》中，明朝最為重要的收藏家項元汴積累了無以倫比的收藏，他的天籟閣讓許多愛好藝術的讀書人垂涎。以項元汴為中心，趙柏田幾乎寫出了一部“江南鑒賞小史”，涉及大藏家安國、王世貞，以及后來聲名赫赫的文徵明、文彭、李日華、董其昌等等。那幾代人中，每一位鑒賞家都會在對古物的搜羅與欣賞中與項元汴“相遇”。即便，天籟閣中的珍寶早已散落各處，項元汴早已成為這些珍寶遞藏過程中的一個環節，而為后世記住。

　　全書13篇，每一篇都由一個歷史人物說開去，卻能上下勾連、左右牽扯，引出許多人物和故事。這些人物湊在一起是花團錦簇，拆開來，每個人都有自己一方精神園 地。但時間越接近1644年，末世的悲哀氣息便逐漸透出，文雅與格調轉眼煙消云散。這讓人想起趙柏田在第一篇故事《古物的精靈》中所寫的：“物比人更長久”。趙柏田這里所寫的“物”是“長物”，非生活必須品，古董珍玩，有時百無一用，但最終能傳之久遠。

　　趙柏田：《南華錄》中的人都有一股“士”氣

　　第一財經：《巖中花樹》寫的是明清之際的思想史，現在這本《南華錄》則是生活史。對明清思想的研究，是否決定了你對筆下這些人生活的關切點？

　　趙柏田：《巖中花樹》講述的思想史的傳承，有清晰的脈絡。比如王陽明對黃宗羲的影響，以及黃宗羲之后那批學者的思想。以前我們對江南的想象是詩酒風流的，那么在《巖中花樹》中，人們可以看到一個質地堅硬的江南。說“質地堅硬”是因為：我看到這些知識分子不是享樂主義的，他們有入世的抱負，將思想和學術作為自己的擔當?！赌先A錄》中的人，則徜徉在對物的迷戀中。他們也同樣不是孤立的，而是有一種整體感。這本書集中在晚明，從萬歷到1644年。在明朝歷史上，這是物質和精神文化最為繁榮的時候，我用了一個詞“風華而奢靡”。

　　第一財經：你寫到了各色人等，對他們，有沒有統一的視角?

　　趙柏田：他們身上有一種獨特的氣息。不管他們是曾經的官員，還是商人，都將藝術作為自己心靈的寄托。他們身上有一種“士”的氣韻。即便其中的女子，薛素素、董小宛這樣的傳奇女子身上也有一種“士”氣。

　　第一財經：“士”的氣息，在你心里是怎樣的一種氣質，在當代社會能不能發現其遺韻？

　　趙柏田：傳統意義上的“士“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最終要進入國家管理層面，實現自己的抱負。但是《南華錄》中的人有不同的價值取向，他們是被時代的洪流沖到了角角落落的人，看起來無用，卻活出了真正的自己，那是真正的“大用”。我們傳統對“士”的價值評判是立體的：一方面可以是進取的，另一方面也可以 是“隱逸”的，像莊子和陶淵明那樣。這種隱逸的文人和主流的文官集團構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兩翼。

　　晚明人的藝術生活是“不裝”的

　　第一財經：很多人一提到明朝的文人，就會想到文徵明、唐伯虎、董其昌、沈周，但在你的《南華錄》中，對這些耳熟能詳的藝術家著墨不多，而選擇那些命運相對崎嶇的人物。請問，你是如何選擇人物的？

　　趙柏田：我在書中寫到了陳洪綬，他就是一位畫家；還有官員兼藝術贊助人周亮工、柳敬亭這樣的民間藝人，傳奇墨工羅龍文，戲劇家湯顯祖等等。這些人交織在一起，形成一個非常有張力的文本，會呈現晚明獨特的文化氣韻。

　　我對江南的想象，是一種感覺，并不完全是地域上的，是一種氣息上的吸引。我對晚明的南方，首先是感覺，那是一個光彩耀眼的時代，但又有著末世的倉皇，我希望寫出它繁華的一面，也想寫出一種蒼涼。寫繁華，要有王世貞、項元汴，寫蒼涼的時候我就會寫余懷的《板橋雜記》。寫作的過程中，并不是我先規劃好要寫哪些人，而是，前一個人物寫完以后會自動帶出另一個人。比如，寫了陳洪綬，我不知道我會寫周亮工，但發現周亮工和陳洪綬是很好的朋友。在這些人中，周亮工是唯 一進入清朝的官場的人。這個人作為全書的結尾也是非常有意義的。他身上還是有晚明的氣質，還是一個文化遺民，同時代的人很喜歡與他交往，他身上的文化姿態是非常迷人的。周亮工實際上是一個見證者的角色。這些人物本身是相互勾連的，只要你找到一個好的視角，他們就會自己走出來。

　　第一財經：你在書中寫到李日華與董其昌，同時期的兩位非常重要的鑒賞家，兩人居住地也不遠。但李日華在他的《味水軒日記》中從未提到董其昌。你覺得這是為什么？

　　趙柏田：我當然有自己的猜測，但因為是非虛構寫作，所以不能直接寫出自己的判定。我只是將這兩個人的生活狀態并置起來，讓李日華的日記對應董其昌的生活，讀者自己去體會人性中一些幽暗、曲折的東西。

　　第一財經：《南華錄》中，一些大藏家在藝術中完成了對人性的救贖，也有些人將心靈寄托在一個物象中：古董、夢境、戲曲等等。你決定寫這本書的時候，是否也受到當今社會一些現實的觸動？比如說收藏熱、國學熱等等。

　　趙柏田：不是。我的想法很樸素，我想寫的只是我心中的南方。我希望將當時人怎么訪友、如何看畫、如何宴飲，都放進去了。如果仔細梳理，能發現一些隱秘的關 系。我呈現這種風雅世界，并不是迎合現在的收藏熱，而是那時候的生活就是有這樣一種精致趣味的世界，當時人的生活方式的特點就是：生活的藝術化，藝術的生活化。聽雨、看花、品茶，他們的生活是不裝的，藝術就是那么日常化的。

　　我們現在這個社會與當時非常不一樣，是一種占有和攫取，所以，這是一個相對粗鄙的時代。當時，不能說完全沒有攫取，但總體相對是一個風雅世界，人和物是相得 益彰的。英國藝術史家柯律格在他的書《長物》中，提到一個觀點：區隔。一個人如何使用奢侈品，就決定了一個人的品味。文震亨在《長物志》中也總提到，一個“宜”說明他也是講究人用什么物是應該有秩序的，李日華將名畫分等級，說明他們認為這些東西是對人品味的衡量標準，人與物的搭配是應該有秩序的。晚明人對美的發現能力和對生活的建構能力能夠讓人們不斷去追憶和懷想。這樣的精神實際上進入人們的血脈當中，還有待于人們去喚醒。

　　《南華錄》全書13篇，每一篇都由一個歷史人物說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