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1月辜勝阻與成思危在浙江調研途中。

　　成思危先生與病魔抗爭多年，我每去探訪他，他總是豁達樂觀談工作、談疾病、談生死。7月11日下午四點多，先生處于彌留之際，我趕到協和醫院見了先生生前最后一面。12日凌晨一點得知先生已與世長辭，盡管有思想準備，噩耗傳來，我仍然十分震動與悲痛。

　　評工作交往

　　他是我的良師益友

　　他告誡我，在政府工作中要“多研究，少開口；多學習，少應酬；多辦事，少出頭；多協商，少獨謀。”

　　近二十年的交往，先生既是我的領導，又是我最尊敬的良師和忘年益友。

　　我和他同是第八屆全國政協委員。最先是從全國政協的大會發言中了解他。1996年，他擔任民建中央主席，我是民建中央常委。

　　我們第一次見面，是1997年全國“兩會”期間，我從美國哈佛大學回國參加全國政協大會。見面時他告訴我他要領銜向政協提出風險投資的提案，授意我對美國風險投資進行全面系統的研究，并建議最好去美國硅谷進行實地考察，因為風險投資起源于波士頓，但成于硅谷。會議結束返美后，我按先生的意見，實地考察了世界風險投資最為發達活躍的硅谷地區。

　　1998年，我從武漢大學教授調任武漢市副市長，赴任前，他在他的辦公室與我長談，臨行前告誡我，在政府工作中要“多研究,少開口;多學習,少應酬;多辦事,少出頭;多協商,少獨謀。”這成為我在地方政府工作8年的座右銘。

　　2002年，我作為非公有制經濟研究的專家，當選為全國工商聯副主席，成先生特別邀請我代表全國工商聯參與民建主辦的一年一度的“中國非公經濟論壇”和“中國風險投資論壇”。2006年開始，民建中央面臨換屆，成先生多次動員我從工商聯回歸民建，并希望能作為經濟學家就中國的經濟改革與發展代表民建發出聲音。

　　我同他最后一次工作上的見面是2014年年底的國際金融論壇。會前，他專門打電話給我安排我的演講，希望我能參會講些什么。會上整個上午他自始自終作為會議主席主持會議。中午，我們共進午餐時，他還不停問及我在全國各地的調查研究工作。

　　作為學者和民建成員，我有機會參與先生主持的各類學術活動。我聆聽先生的學術演講百余場次，每場都是藝術享受。他演講儒雅大方，淡定從容，觀點鮮明，論據充分，邏輯清晰，十分精彩，每場都會贏得熱烈的掌聲。

　　評歷史影響

　　他是中國風險投資的拓荒者

　　他是歷史轉折的推動者、成果卓著的理論家。風險投資及創業板等多層次資本市場研究是成先生拓荒式的研究。由此，他被稱作“中國風險投資之父”和“中國創業板之父”。

　　每次經濟出現轉折時，我都習慣地上網看看他老人家有什么觀點。作為著名經濟學家和社會活動家，成先生開創性地運用復雜性學科的方法研究中國的改革與發展問題，在金融改革、資本市場、虛擬經濟、管理科學、綠色發展、社保體系、自由貿易區、創新經濟、智慧城市等方面有重大建樹。他學貫中西，兼通古今，掌握多門外語。不僅理論功底深厚，而且對物聯網、大數據、云計算等新技術非常嫻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