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是從法律制度到法治實施的實踐論。“法令行則國治，法令弛則國亂”。“全面依法治國”是一場向“人治”宣戰的革命。黨的“十五大”明確提出：依法治國，就是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保證國家各項工作依法進行，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用法治規范和約束權力，確保人民賦予的權力用來維護人民的權利。全面依法治國就是依照體現人民意志和社會發展規律的法律治理國家；要求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等的活動完全依照法律進行，而不受任何個人意志的干預、阻礙或破壞。法定人權本質上是人的利益和需要的法律化表現形式。人民群眾是這場革命的主體和力量源泉。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離不開廣大人民群眾的參與和支持，更有賴于人民對法治的真誠信仰。

　　“四個全面”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體系中的價值挖掘

　　習近平同志指出：“四個全面”是“黨中央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局出發”提出來的戰略布局。即，提出“四個全面”的目的是為了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因此，必須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全局來理解“四個全面”的價值所在。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了“人的自由”和“全面發展”的辯證統一。經典馬克思主義作家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這一重要論述為塑造中華民族的共同體意識奠定了理論基礎，深刻闡述了個體與群體的關系，自由與規則、條件的關系。同時揭示了人類文明發展的規律和美好遠景，即大力發展生產力，實現人的全面發展與社會共同富裕的統一。“小康社會”概念是鄧小平社會主義本質論的重要內容，“全面”則是“共同富裕”內涵的哲學體現。恩格斯指出,社會主義社會“通過社會生產,不僅可能保證一切社會成員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質生活,而且還可能保證他們的體力和智力獲得充分的自由的發展和運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黨的根本宗旨，黨的一切奮斗和工作都是為了造福人民。中國共產黨始終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黨和國家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也是現階段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戰略目標統領，對實現中國夢具有直接的現實價值。

　　“全面深化改革”是人類社會不斷發展之必經之路。改革是人類社會發展進步永恒的主題。發展解決的是經濟基礎的困惑和難題，改革解決的是上層建筑領域的羈絆和滯后。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告訴我們，存在決定意識，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改革是對發展的“追認”，生產方式變了，經濟基礎變了，社會階級關系變了，要通過上層建筑來“追認”這些變化，通過上層建筑來“追認”這些變化的過程就是改革。馬克思主義認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相互聯系的有機整體。全面深化改革涉及經濟和社會發展各領域，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改革進入深水區，其關聯性、互動性明顯增強，需要既堅持以系統思維聚合力、以系統論方法謀全局，又要注重抓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才能實現全局與局部相配套、治標與治本相結合、漸進與突破相銜接。改革的動力從何而來？“大鵬之動，非一羽之輕也；騏驥之速，非一足之功也。”改革從來都是人民群眾的共同事業。孫子兵法上說：“上下同欲者勝”。推進改革需要中央與地方、執政黨與參政黨、政府與民眾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結成牢固的命運共同體，由此激發出強大的改革正能量。“全面深化改革”也是黨和人民事業不斷發展的重要法寶，對實現中國夢具有直接的推動價值。

　　“全面依法治國”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 “全面依法治國”與“全面深化改革”，恰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車之雙輪、鳥之兩翼。只有全面依法治國，才能實現政府清廉、干部清正、政治清明、經濟發展、文化昌盛、社會公正、生態文明。“全面依法治國”需要人民民主、法制完備、樹立憲法法律權威、權力制約四個重要機制。人民民主是依法治國的政治基礎，法制完備是法治國家的重要標志，樹立憲法和法律權威是依法治國的必然要求，權力制約是依法治國的關鍵環節。黨的領導與依法治國的關系表現在，黨領導人民制定憲法和法律，黨領導人民自覺遵守、執行憲法和法律，任何組織、團體和個人必須在憲法和法律規定的范圍內活動，不允許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這意味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既是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三者之間的有機統一，也是社會主義法治理念中的政治性、人民性和法律性的統一。“全面依法治國”是我國制度化建設的一個重要方面，對實現中國夢具有直接的支撐價值。“全面依法治國”體現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對“法治”的價值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