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襲調查是美方教我們的

　　《瞭望東方周刊》：對于近年來中國政府強勢的反壟斷工作，有很多猜測。就你個人來說，反壟斷是一項技術難度較大的工作，還是一項抗壓更重要的工作？

　　許昆林：技術難度還好。我們查處案件都會借助外腦、廣泛聽取各方面的意見，會請頂級專家來咨詢。譬如高通案件，我們請的專家包括法律、經濟、技術等各方面的，這樣能力就能放大十倍、百倍。

　　《瞭望東方周刊》：2014年8月，歐盟中國商會曾公開發布關于《反壟斷法》相關調查的聲明，對中國反壟斷部門調查執法程序與公正性提出質疑。你們是如何處理這件事的？

　　許昆林：其實會見后他們就表示理解，愿意共同維護這個公平競爭的環境。

　　我對他們說，原來我們拒絕見面，就是因為你們的做法有問題。你們在沒有任何求證的情況下，道聽途說就發表聲明，是我們不能接受的。如果我們在溝通后還是不能說服你，你再發表聲明也不遲。

　　他們發表完聲明再來找我們，當然不想見，不希望他們借機炒作。所以見面時就不客氣地指出了這點。

　　他們表示這是誤會。這次交流的很多信息，有助于他們正確理解。

　　關于他們要求的公開、透明，我們都作了說明，中國的反壟斷是“可以公布但不是必須公布”。

　　對企業來講，如果被政府處罰，經濟上已經有損失了，還公開就是二次懲罰。二次懲罰可能比經濟處罰更嚴重。

　　所以有的公司就懇請我們不公開。我們認為處罰的目的已經達到，就沒再堅持公開。

　　《瞭望東方周刊》：美國商會也曾指責你們的取證調查執法粗暴。譬如2014年8月4日突擊查訪奔馳上海辦事處，調取了電腦里的數據資料，并約談多名高管。

　　許昆林：所謂粗暴就是指我們的突襲調查，我們都給他們作過解釋。

　　事實上這種突襲調查，也是我們和美方交流的時候，美方教我們的。反壟斷案件的調查執法包括：發現線索、調查取證、研究處理、作出處罰等多個階段，其中調查取證是最關鍵的。如果不突襲，證據很容易丟失、毀滅，美國的反壟斷執法部門也是這么做的。

　　《瞭望東方周刊》：也有一種說法是，你們不允許被查企業請律師？

　　許昆林：根本就不是這樣的。我們與高通公司溝通，對時間、地點、人員數量都不限制。他們每次都聘請了中國律師，全程在場。

　　《瞭望東方周刊》：查處的外企占比有多少？

　　許昆林：我們有統計數據，外國企業只占中國反壟斷調查的10%。當然，我們也有需要改進的地方。我們現在公布處罰告知書，但也征求被處罰對象的意見。他們認為有商業機密的，都可以勾掉。我們處罰日本8家汽車零配件企業和4家軸承企業，處罰告知書的內容就勾掉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