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友仁教授訪談錄

　　2011年4月6日，我們訪問了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德高望重的張友仁教授。以下是我們的訪談整理稿。

張友仁教授

　　馬寅初校長對北大是很有感情很有貢獻的。1949年春天，他從香港坐船到大連，路上打扮成大菜師傅，大菜師傅就是做西餐的廚子，然后轉車到北京。一到北京第二天， 3月18日，一個人來到北大，身邊沒有帶警衛員。他跑到北大干什么呢？是來看他五四時代的兩個學生。一個是經濟系教授、法學院長周炳琳，還有一個是經濟系教授、經濟系主任趙廼摶，我在北大的北樓門口，給他們照了一張相片。（見照片2：馬寅初校長，周炳琳先生，趙廼摶教授合影）馬寅初說回到北大就像回到了家似的那么親切。馬老五四時代就在北京大學擔任教務長，后來到南方參加革命。他一直奮力地反對蔣宋孔陳四大家族，有一種不怕死的精神。1951年他回到北大當了北大校長。

　　馬寅初校長（中），周炳琳先生（左），趙廼摶教授（右）合影。張友仁1949年3月18日攝于沙灘北京大學北樓（文法學院）門前。

　　我又想起北大五四時代經濟系主任叫顧孟余先生。顧孟余對北大經濟系的建立是很有貢獻的。他從德國留學歸來，按照德國大學的模式來建立北大經濟系，而且同時建立了北大經濟系的圖書館，那個時候不叫圖書館，叫Arkives是指文獻資料室的意思。后來翻譯成中文先叫經濟記錄室，后來叫法政經濟記錄室。地址在北河沿北大第三院，有一個尖頭的小鐘樓，這個樓現在還在，不過那個院子現在歸機械工業部使用了。

　　北大原來就有經濟門，顧孟余按照德國的制度將它改造成北大經濟系。后來，顧孟余到廣州參加革命工作，在國民黨的中央組織部、中央秘書處工作。再后來，顧孟余當了南京政府的鐵道部長，在他當鐵道部長的時候，請來了一位德國人名叫列昂捷夫的當顧問，列昂捷夫那時候才20來歲，后來他成為很有名氣的經濟學家，還成為美國經濟學會會長。列昂捷夫解放后到北大訪問時，提起過這段經歷。

　　顧孟余后來成為汪精衛手下的一員大將，汪精衛叛逃后顧同他決裂，堅決不與他走。蔣介石當時要獎勵他，就指派他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可是中央研究院院長要選舉，他沒有被選上。后來蔣介石又派他當中央大學校長。這時有人同他五四時期的學生周炳琳說，他當中大校長了，你要去幫助他呀！周炳琳說，當然，當然，這是我義不容辭的事。后來1948年夏，顧孟余到北京匆匆忙忙跑到周炳琳家中看他，我看到他們的關系非常的親密。周炳琳二十年代在廣州國民黨中央黨部工作就是通過顧孟余的介紹。在顧孟余擔任南京政府鐵道部長時，周炳琳是南京政府的教育部常務次長。

　　在我讀書時，周炳琳教授擔任北大法學院院長。（見照片3：周炳琳肖像）那時的法學院實際上是社會科學院，包括經濟、法律、政治三個系。周炳琳教授講授的課程有“經濟學概論”、“歐洲經濟史”、“經濟理論”等。“經濟學概論”是一年級上的課程，當時用的是費爾切爾德等人寫的美國教材。“歐洲經濟史”是三年級的必修課，用的是海頓寫的英文教材。四年級的“經濟理論”用的是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

周炳琳教授 1892—1963年

　　他用過的馬歇爾《經濟學原理》是趙廼摶教授送給周先生的。趙先生在書上題記為：“余治經濟理論有年愧無一得之愚，去秋枚兄（周先生字枚蓀）返校主講馬氏之學，用贈此書以供參考云爾。枚蓀兄存閱

　　弟廉澄持贈

　　1940年冬日 昆明”

　　他當時是怎么教的呢？首先，他把書中部分內容的要點用英文寫在黑板上，同學們一邊抄寫內容，一邊聽他講。然后再寫新的內容和講解。所以上經濟學課程有點像上英文課似的，學生們給他的課程起個外號，“歐洲經濟史”是三年級課程就叫“大三英文”，“經濟理論”是四年級的課程就叫“大四英文”。那時候，北大法學院在沙灘北大北樓，圖書館后邊那棟白顏色的三層樓，北樓里有文學院長和法學院長的辦公室，以及文學院各個系的辦公室和法學院各個系的辦公室。從北樓門進去西邊第一間房子就是經濟系的辦公室，當時經濟系只有這一間房子，大概20多平方米。第二間房子政治系辦公室，第三間是法律系的辦公室。再往里邊有一個套間是院長辦公室，其中里間是院長本人的辦公室，外邊一間是院長會客室，法學院秘書熊正文就在這里辦公，那時候熊正文既是北京大學校的秘書，又是法學院院長的秘書。

　　在院長辦公室北邊，是經濟系的圖書室。圖書室有書庫約20平方米，圖書室藏書很豐富，包括中英等文字的圖書，可是在1952年院系調整時，這些書籍都跑到北京政法學院去了。書庫外有一間40平米的閱覽室，它們之間有一個門相通，當時這個閱覽室起了很好的作用，我當時在經濟系做助教也兼管圖書閱覽室，北大地下黨的教員支部經常在這個閱覽室開會，有時開得通宵達旦。

　　下面談談經濟系第二位老師, 趙廼摶教授、經濟系主任。（見照片4：趙廼摶教授肖像）他當時既教一年級的“經濟學概論”也教三年級的“經濟思想史”，后來他把講授的“經濟思想史”講稿印成了書，書名叫《歐美經濟學史》，這本書1948年出版時，我做文字校對，校對好的書稿原本后來被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要去當抗戰時期的重要文物，收藏在恒溫恒濕的地下室里保管起來了。當時這本書交給正中書局出版，正中書局1949年搬往上海，再后來搬到臺灣，結果這本書最終在臺灣出版，一共出了8版、9版，現在在大陸反而看不到這本書了。1959年在中國美術館搞了一個圖書展覽，我和趙廼摶教授一起去參觀看到了這本書，是海外出版的。這本書出了這么多版，趙廼摶教授并沒有收到稿費，別的人替他打抱不平要求臺灣給予趙先生稿費。臺灣怎么回答呢，說他現在不在自由世界不能給他稿費，等他到了自由世界就給他稿費。趙先生一笑置之。

趙廼摶教授在寫詩。（張友仁攝于1948年）

　　他這本書解放前只是文字，沒有圖表。解放后不知是哪個出版社給這本書又重新印刷，印得很漂亮，加了很多圖片，書中講到的外國經濟學家的肖像和著作等的圖片都加到里邊去了。趙廼摶教授長期在北大工作（那時也沒有退休制度），他一直住在燕東園。

　　趙廼摶教授還有一事要講到，他們夫婦是錢學森的老師，錢學森的父親錢家治是杭州府中學的校長，錢學森小時候到北京考北京師大附中，當時師大附中是最好的學校，他父親怕他考不上，就找趙廼摶給他補習中文、英文。趙廼摶的夫人駱涵素替錢學森補習數學、物理和化學，后來錢學森考上了師大附中并日后成為著名的科學家。錢學森的父親文革的時候去世，錢學森點名要趙廼摶參加追悼會，那時候北大經濟系教師在37樓集中圈在那，睡在地板上。錢學森家人通過北大軍宣隊的特許，找到了趙廼摶教授參加錢家治的追悼會。

　　陳岱孫是清華大學的，在昆明西南聯大是經濟系教授，也當過西南聯大經濟系主任、法學院院長，那時候他才四十來歲。他二十幾歲從美國哈佛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回到清華大學當經濟系教授、法學院長和經濟系主任。在昆明西南聯大他教授一年級的“經濟學概論”，他講課非常清楚，而且很遵守時間，下課時間一到剛好講完課，學生都很喜歡上他的課。

陳岱孫教授在家中。（張友仁攝）

　　學生學習生活狀況。西南聯大的學生都到圖書館或茶館看書。那時候有貸金幫助學生上學，名義上在學生畢業工作以后得要還給政府，但實際上工作以后并沒有人要你還。當時的貸金剛好夠吃飯，生活就過得去，中飯、晚飯兩頓在西南聯大食堂吃，早飯在校門口小攤上吃豆漿、糯米之類的。生活狀況很簡樸也過得去，但那時候吃的米很差，已在倉里放了很長時間，米里摻雜著沙子、耗子屎什么的。學生和教師的關系，上課時比較多，課下接觸不多，平時還有一些春游秋游留下了一些照片。（見照片6：張友仁、季羨林等于香山碧云寺）學生畢業時做畢業論文或年度論文找老師指導有一些接觸。有一張照片，是1948年秋游時，有我和季羨林，胸口都別著山上采的紅葉。

　　1948年10月24日北京大學教師們到香山碧云寺敬謁中山先生紀念堂和衣冠塚，攝于金剛寶座塔，季羨林教授（中），張友仁教授（右二）。

　　講一講李大釗先生在北大的事情。一九二幾年周炳琳從外國留學回來在北大教書，李大釗就在紅樓一個教室里找周炳琳談話。他說現在國民黨的北方支部是我李大釗在領導，共產黨北方支部也是我在領導，所以想發展周炳琳入黨，他說你入哪個黨都行，周炳琳就問了一個問題，關于革命前途的問題，之后就參加國民黨左派，是李大釗和另外一個人介紹參加國民黨的。后來，周炳琳在國民黨某一次會議上被內定為中央委員，可是他和何思源兩個人同當權的CC派鬧翻了，沒有當中央委員。后來快解放時周出席國民黨中央全會，他跟馮友蘭都被內定為中央委員，但那時周炳琳對蔣介石已不抱希望，他就中途退出沒有被選。馮友蘭先生雖然參加了中央會議，可是他對蔣介石說，你還是別讓我當中央委員好，我不當中央委員還能替你說話，當了中央委員再幫你說話就不起作用了。所以他們倆最后都沒有當中央委員。

　　馮友蘭也是西南聯大的老師，教我們倫理學的，我同別人合寫了一本書專門講馮友蘭的，書名叫《實說馮友蘭》。馮友蘭是老北大的學生，后來到清華大學工作。當時清華大學的校長是羅家倫，后來學生鬧事，羅家倫跑到南方就不回來了。清華沒校長了，南京政府來電報派周炳琳代理清華校務，周炳琳說我是北大畢業生，不能當清華校長，我要當清華校長人家會以為清華變成了北大的殖民地，堅決不當。后來南京政府又來電報叫馮友蘭代理，馮友蘭說我也不能當，我也是北大畢業的，所以都沒當。當時馮友蘭是清華校委會的主任，負責起草清華的一些文件。他在昆明西南聯大的時候，教大課叫“倫理學”，是講人倫道德的，另外還有一門“論理學”就是“邏輯學”，由別人教。因為“倫理學”是文法學院必修的大課，學生很多教室坐不下，他在云南知府衙門內花園的假山上站著講，我們都站著聽。

　　馮友蘭一九三幾年的時候，從國外回來，經過蘇聯回到北京，人家請他做報告，他講一路的情況，講到蘇聯，說了蘇聯幾句好話。結果國民黨給他抓起來了，給他送到河北省保定市，當時保定是河北省政府所在地，關了一兩天。馮友蘭夫人馬上找到周炳琳，給周炳琳磕頭，要周炳琳救他，周炳琳和夫人魏璧女士馬上給馮友蘭的夫人任載宣扶了起來。周炳琳那時是北平市特別市長部委員，又是河北省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長等等。周炳琳就馬上出面給馮友蘭救出來接回北京。后來馮友蘭在他的《貞元之際》書中寫到，我被抓到保定雖然在那里只關了一兩天，感覺好像被關了好幾年似的。他的意思是“有事則長，無事則短”。

　　厲以寧是我的學生，當年留在北大是經過我的。他原是北大經濟系的學生，1952年院系調整的時候，北大經濟系的大部分學生要分配到中央財經學院去，少部分政治條件好的才能到北大經濟系學政治經濟學專業。當時分學生的時候是三個人在分：陳振漢代理系主任，我，還有學生黨支部書記。分到厲以寧的時候，學生支部書記說，這個人不行不能到北大，陳振漢問他為什么不好，他說他書讀得多，陳振漢說書讀得多怎么不好，學生支部書記答不出。最后表決結果是2:1，陳振漢和我兩票同意，學生支部書記一票反對。這樣厲以寧才分到了北大。1955年厲以寧大學畢業時又分配不出去，這時我說了一句話：“你們這些人不識貨啊，你們不要，就給我！”可我那時候是政治經濟學教研室主任，他不能在我那里當教員，放在資料室吧也不行。他當時的條件也不能做政治經濟學的資料員，只能放在經濟史教研室當資料員，他就當了周炳琳教授的資料員。后來厲以寧寫有文章懷念周炳琳先生，文中非常感謝周炳琳先生?！栋倌瓿薄冯s志和《北大校友通訊》中有這篇文章。他名義上是經濟史資料員，實際上是周炳琳的助手，過了幾年政治空氣放松了以后，周炳琳才把厲以寧改成助教。又過了幾年，助教升講師，厲以寧也遇到困難，我支持他，最后他同胡志仁、張秋舫同一批升為講師。

　　林毅夫在臺灣時，曾經代理過北大校長的傅斯年教授，那時正當臺灣大學校長。傅斯年死后在臺灣大學修了一座很大的墳墓。林毅夫在臺灣受到了北大的影響并且很羨慕北大。林毅夫后來是臺灣軍隊模范連里的連長，駐扎在金門馬山。有一天，他游泳幾十海里到了廈門，他下水時，讓他的部下朝天開槍，就說他叛逃已經死于亂槍之下。林毅夫從海岸爬上來，岸上都是巖石，把他身上都劃流血了。他帶了手槍過來，是攜械歸來。解放軍給他連升三級的獎勵，成為副團級，還有物質獎勵。由總參接待他，他說他要到北京上大學，就被介紹去人民大學，人民大學不敢要他，又介紹到北京大學。別人不敢要，我敢要他，就做了我的研究生，并在北大拿到經濟學碩士學位。在讀書期間，有一天美國著名的經濟學家西奧多·舒爾茨來北大做報告，由林毅夫來做翻譯，事后，舒爾茨和陳岱孫老師提出來說，這個學生很不錯，我還沒有培養過中國學生，我想讓他做我的中國學生來美國讀博士學位，陳岱老說他正在讀北大的碩士，等他拿到碩士學位再到你那里好吧。林毅夫就這樣在碩士畢業以后到美國芝加哥大學攻讀舒爾茨的博士。哦，前些天他還來我這里看望我，我這里有照片，可以拿給你們看。（見照片7：林毅夫博士看望張友仁教授）

世界銀行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博士來北京大學看望張友仁教授。

　　蔣碩杰教授是臺灣起飛的經濟學家，他有個建議被臺灣政府接受了以后，臺灣經濟才上升的，原來臺灣經濟很糟的，臺灣經濟發展靠幾個教授，一共五六位教授吧，蔣碩杰是主要的領頭人。蔣碩杰教授解放前在北大經濟系教我們，那時候胡適管中央研究院，中央研究院提名哪些人當院士時，胡適認為文科的人，我知道該提名哪些人，可是法學院法律學的人和經濟學的人我不清楚，就寫信給周炳琳要他來幫助提名，周炳琳就提了一個名單，名單里有陳岱孫教授、趙迺摶教授等，也有年輕的蔣碩杰教授。信中還說，我提到的這些人有老的也有年輕的，年輕人中像蔣碩杰，別看他年輕，他可是我國經濟學界希望之所在。后來，蔣碩杰教授當了臺灣的院士。蔣碩杰教授是1949年初離開北京的，離開北京時我送他到王府井南口，那個地方航空公司在那，航空公司門口停著一輛轎車，我把他送到轎車上，這個轎車開到了南苑機場離開。他走了以后讓我幫他還掉從圖書館借來的書籍。后來解放后有一年，他回到了北大在圖書館講話，當時林毅夫也在，一起吃了飯，還照了一張照片，蔣碩杰在中間，林毅夫和我在旁邊。林毅夫當時說張友仁教授是我的老師，蔣碩杰教授是張友仁教授的老師，那我林毅夫就是蔣碩杰教授的“徒孫”。（見照片8：蔣碩杰教授，張友仁教授和林毅夫博士1992年5月9日于北京大學）后來蔣教授在美國生病住醫院，是芝加哥醫院，給他打麻藥，打多了就死了，是按美國人的標準打的，中國人打不了這么大劑量。后來蔣夫人和他女兒來過北大，我領著她們參觀圓明園等地。蔣碩杰教授是蔣介石時期中國駐德國大使蔣作賓的兒子，蔣作賓還有個兒子當時在北大化學系任教，是湖北人。蔣碩杰教授同蔣介石一起照過合影，因為他的建議讓臺灣經濟起飛，蔣介石宴請過他們。（見照片9：蔣碩杰教授和張友仁在?？诤嫌埃?/p>

蔣碩杰教授（中）、張友仁教授（左）和林毅夫（右），1992年5月9日于北京大學。

蔣碩杰教授和張友仁在?？诤嫌?/p>

　　1945年一二一學生運動時，我在西南聯大上學。我和好幾個同學，擔任糾察隊，實際上就是敢死隊，守衛在校門口。在換班休息時在宿舍的門口他們寫了絕命書，剛好有位王植民同學給我們照了一張照片，我這也有保存。（見照片10：1945年12月1日，張友仁在西南聯合大學新校舍24乙宿舍前與同宿舍的糾察隊員們合影。）

　　1945年12月1日，張友仁在西南聯合大學新校舍24乙宿舍前與同宿舍的糾察隊員們合影。（王植民同學攝）

　　聞一多教授的標準像也是我和另一位同學給照的。吳晗教授也有一張標準像是我照的，那時候，吳教授在清華園早晨起來散步穿著一雙拖鞋我碰到了他，給他照的。后來好多書中都有這張照片，他那時候穿著一件襯衫，夏天八月份背著個背帶不系皮帶。

聞一多在西南聯大。得到抗戰勝利消息后剃掉胡須的聞一多。

　　西南聯大歷史系吳晗教授離清華赴解放區前，張友仁1948年8月15日晨攝于清華大學西院北邊。

　　在昆明，我們大學生好多人穿美國兵的衣服和鞋子，那是從舊貨攤上廉價買來的。

　張友仁1945年12月在西南聯合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