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一看到官員自殺就想到“畏罪”

　　前不久，《中國青年報》刊發了一篇評論，被各大門戶以《不要一看到官員自殺就想到“畏罪”》為題轉載。

　　評論稱，網絡上有一種刻板的思維，我稱之為“一看到就想到”的條件反射式思維。比如，一看到“官員自殺”就想到“畏罪自殺”，一看到“官員抑郁自殺”就想到“官方掩蓋真相”，一看到女官員就想到權色交易，一看到臨時工就想到替罪羊，一看到年輕干部就想到官二代，一看到寶馬肇事就想到富二代，一看到“點贊”就想到五毛，一看到美女就想到干爹，一看到辟謠就想到說謊，一看到“名人嫖娼”就想到“肯定是被迫害”。

　　這種“一看到就想到”的刻板思維，見證著官民間巨大的不信任，也見證著一次次官員說謊、一起起媒體曝光在輿論和公眾心中累積的負面效應。當政府在臨時工問題上說過一次謊，拿臨時工墊背，就別怪公眾一看到“臨時工”的說法就哄堂大笑了，哪怕某一次惹禍的真的是臨時工。當某一次政府辟謠被拆穿，后來被無情的事實證明完全是“以造謠的方式辟謠”，那個傳言原來是“遙遙領先的預言”后，就無法阻止公眾“看到辟謠就想到說謊”的聯想。

　　政府與民間的信任就是這么脆弱，一兩次看得見的謠言也能引起塌方式的懷疑。每一個“一看到就想到”的反射背后，都必然有一些實際發生過的案例支撐著這種想象。但我不是要鼓勵這種“一看到就想到”的思維習慣，而是想談談這種思維的誤區，以及如何走出這種不顧事實而使勁往壞處想的情緒化想象。

　　這種“一看到就想到”的思維，其實就是網絡上流行的“腦補”——當事實不完整的時候，不是耐心等待調查、搜索更多相關報道、采訪更多的人、深入現場去發掘真相——掌握更多的信息去了解真相，而是坐在電腦前，根據自己的經驗用“大腦的想象”去補充那個不完整的真相，從而讓碎片化的網絡信息在腦子里構成一個完整的故事，沒有原因的腦補上原因，沒有結果的想象一個結果，使碎片和標簽成為有頭有尾、有聲有色、有背景有曲折、有施害者有受害者的故事，聽起來也很符合經驗和邏輯。

　　很多人特別迷戀這種“一看到就想到”的腦補思維，因為它迎合了這些人的思考惰性。如果要了解完整的事實，需要在看到標題后還得看完整的新聞，看完新聞還需要花時間和精力去核實，綜合各方信息以判斷新聞靠不靠譜，這真是一件很麻煩的事——而“腦補”解放了這些不想調查、不想思考、不想辨析的懶人。沒什么比“腦補”對那些網上的“鍵盤俠”更有誘惑力了，足不出戶，盯著一個標題，腦子里立刻完成了對一個故事的構建與闡釋。

　　那些“腦補”的故事往往迎合著網絡的受害者邏輯、仇富仇官邏輯、懷疑一切邏輯，而且充滿蠱惑性，這又讓腦補者覺得這是一件正義無比的事業——這么想著想著，就不覺得這是腦補了，而自我暗示為板上釘釘的事實。當很多網民的腦子不是用來思考，而是用來想象和編故事時，就形成了網絡上可怕的烏合之眾。

　　雖然“腦補”帶著這個時代的背景，很多也建立在以往負面想像的經驗基礎上，但不得不說，“腦補”實在是一種得吃藥的病。當對事實毫無興趣，對調查缺乏尊重，對真相缺乏起碼的敬畏，根本不顧事實到底是什么，而是沉浸在自己構建的想像中時，有何客觀和理性可言？腦子是用來對事實進行思考的，而不是臆想出一個“事實”去批判。很多偏見、偏激和偏執都是在腦補中產生的。這種腦補，有時會被事實所驗證，但不代表這種思維方式的正當性。

　　回到開頭那些“一看到就想到”的案例，官方需要反思，輿論何以形成那些條件反射般的聯想？輿論也需要警惕，這些充滿誘惑的“腦補”只是在任性地宣泄一種情緒。寶馬肇事就一定是富二代作惡嗎？提拔年輕干部就一定是官二代搶官嗎？辟謠就一定對應著說謊嗎？沒有就事論事、疑必有據的事實邏輯支撐，任性地“腦補”只能使官民不信任陷入無解的死循環。

　　其實，官員的“非正常死亡”之所以會在坊間“陰謀論”、“畏罪自殺論”，就是因為官方的信息供給跟民眾的信息需求之間存在較大的缺口，官方給的少，自然謠言就會泛濫。

　　因此，從這個角度說，要想讓公眾對事件有一個清晰的認識，要坊間少一點兒不靠譜的傳聞，也并非一件難事：信息發布要直面民間關切，對突發公共事件也要及時主動公布善后進展，澄清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