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7月9日，延安的華北聯大舉行開學典禮，毛澤東去作報告，他說：“當年姜子牙下昆侖山，元始天尊賜予他‘杏黃旗’、‘打神鞭’、‘方天印’三樣法寶，現在你們出發上前線，我也贈你們三樣法寶，這就是：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這是毛澤東將統一戰線比作法寶的最早記載。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原西藏地方政府簽訂了《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即“十七條協議”），西藏宣告和平解放。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簽訂《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條協議》。

　　——“……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擁護，并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領導下，積極協助人民解放軍進藏部隊，鞏固國防，驅逐帝國主義勢力出西藏，保護祖國領土主權的統一，謹電奉聞。”1951年10月24日，達賴喇嘛向毛澤東發出擁護“十七條協議”的電報。

　　——“你于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四日的來電，已經收到了，我感謝你對實行和平解放西藏協議的努力，并致衷心的祝賀。”毛澤東復電達賴喇嘛。

　　西藏和平解放以后至達賴集團叛逃境外之前，“十七條協議”一直是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共同履行的法律文件。這個劃時代的綱領性文件成功地創造了“西藏模式”，為西藏和平解放開辟了道路，實現了中國大陸各民族的團結統一。以“十七條協議”的簽訂為標志的西藏和平解放的實現，作為三大法寶之一的統一戰線無疑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促進作用。

　　1949年，當新中國宣告成立的喜訊傳到藏區時，藏族人民盼望成為新中國大家庭的一分子。黨把西藏列入重要的工作議程，明確決定以和平方式解放西藏。這正是黨在西藏運用毛澤東統一戰線思想和黨的統一戰線政策所制定的決策。

　　由于西藏客觀上存在較大的特殊性，黨在制定西藏工作政策，尤其是在落實過程中，都在堅持原則的前提下注重靈活性，在執行上區別對待，甚至進行變通。在維護國家根本利益的同時照顧西藏人民的特殊性和利益。其中，為和平解放西藏制定談判條件的過程便是最好的例證。

　　達賴喇嘛于1951年10月發給毛澤東主席的電報全文。

　　維護和執行“十七條協議”過程中，在“人民解放軍進駐西藏、保衛國防、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等根本問題堅定不移的前提下，黨曾兩次做出重大讓步，一是成立軍政委員會和改編藏軍的問題，二是改革的問題。由于在執行和落實上靈活處理，為工作贏得了主動，使西藏的形勢發生了有利于落實“十七條協議”的積極變化。可以說，這是正確處理一致性和多樣性關系，堅持求同存異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