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在采訪中發現，一些“煙民”的話語印證了王書波的擔憂：“現在工作單位控制吸煙都比較有“力度”，會以扣發獎金或是直接罰款的方式來控制。但是別的禁煙場所，往往不能完全約束自己。”

　　對此，農工黨黨員、中國中醫科學院廣安門醫院腫瘤科副主任張培彤呼吁，禁煙還需提高市民公德意識、法律意識和健康意識，建議中小學以強制教學計劃的形式設立專門課程宣傳禁止吸煙和鼓勵戒煙的課程，樹立吸煙不光彩的思想。

　　“作為全面禁煙的過渡性措施，可由政府部門按計劃和規定設立公共場所隔離吸煙區域或專門的吸煙室，并設有效機械通風裝置”，張培彤建議。

　　民革合肥市委會則重點關注了青少年群體。他們建議，學校要制定不容許教師在校內吸煙、在學生面前吸煙等規定，將教師不吸煙、做學生表率納入《師德公約》。此外，還應該充分調動家庭、社會的力量，禁止商業部門將煙草出售給未成年人，禁止一切向青少年教煙、遞煙、勸煙的行為。

    3 像禁酒駕一樣禁煙

　　我國近年來社會治理最成功的案例就是立法治理酒駕。自2011年“醉駕入刑”后，全國因酒駕、醉駕導致交通事故起數和死亡人數分別下降25%和39.3%，起到了立竿見影的效果。

　　“應當像控制酒駕一樣加強控煙。”張培彤建議。

　　事實上，近年來，各地已出臺一系列“重典”，重拳治理公共場所吸煙現象。2008年以來，京、滬、杭等13個城市相繼出臺控制吸煙地方性法規。近日，世界衛生組織、中國控制吸煙協會等機構也呼吁，中國應借助廣告法修訂的契機，對煙草廣告全面禁止。

　　“重典治罪”，關鍵還要看相關配套措施的出臺和落實。

　　一位專門負責監督執法公園區域吸煙的城市管理綜合行政執法機構工作人員道出了當前禁煙的現狀：從“禁煙令”正式實施到目前為止，還是多以勸導為主。

　　而包頭市健康教育所副所長王巧云也表示，目前主要靠加大宣傳教育力度來禁煙，通過對餐飲娛樂場所、公共場所的管理者施加一定的壓力，制定一些考核辦法之外，沒有更好的辦法做這一塊工作。

　　對此，張培彤認為，應以《煙草控制框架公約》為標尺，借鑒國外和港澳臺地區的成功立法案例，合理加大處罰力度，同時避免衛生部門積極推動，其他部門袖手旁觀甚至拖延反對的狀況，可借鑒多部門聯合參與有效治理酒后駕車模式推行控煙戒煙措施。

　　楊金生則建議，設置控煙有獎舉報機制，鼓勵社會監督。對控煙查實的投訴舉報者，予以一定獎勵。對違規銷售、違規吸煙以及違規場所等進行舉報，讓市民成為監督的主體，讓監督的眼睛無處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