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立于1970年的“藏青會”，是直接聽命于十四世達賴的“藏獨”激進組織，目的是為“藏獨事業”培養“接班人”。“藏青會”章程規定，“遵從怙主達賴喇嘛的正確領導和指引”，“致力于西藏自由、獨立的正義事業”，“不惜生命代價”。“藏青會”自成立之日起就不斷制造暴力和恐怖活動。“藏青會”多屆主席都曾經聲稱：“武裝斗爭和使用暴力是西藏獲得完全獨立的必由之路”，“恐怖活動可以用最低成本獲得最大效果”，“恐怖活動可以獲得廣泛影響，吸引國際社會對西藏問題的關注”。2003年7月3日，時任“藏青會”主席的格桑平措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只要是為了我們的事業，我們不惜使用任何手段，無論是暴力還是非暴力”。多年來，“藏青會”不僅策劃和煽動不明真相的普通群眾參與暴力事件，還積極培訓其武裝和后備力量。他們在印度達蘭薩拉設立了武裝訓練基地，組建“西藏自由戰士協會”，進行武裝破壞活動，并派人與國際恐怖組織接觸，尋求相互支持。在西藏和其他地方發生的很多暴恐事件，都與“藏青會”有直接關系。

　　十四世達賴集團出于培養“藏獨”接班人的政治目的，制造“藏族孤兒”事件，導致骨肉分離，釀成人間悲劇。據瑞士《新蘇黎世報》報道，20世紀60年代，十四世達賴與瑞士商人勾結，強行將近200名藏族兒童從親生父母身邊奪走，謊稱其為“孤兒”，安排瑞士家庭領養。十四世達賴此等所為，公然違背人倫道德，嚴重踐踏兒童權利，為人類正義和善良所不容。

　　十四世達賴集團為維系權威，排除異己，對政治和宗教上的不同意見者采取暗殺、毒害等手段，實施政治和宗教迫害。20世紀90年代末期功德林活佛在家中被刺成重傷，赤江和松布兩個年輕活佛遭到“死亡威脅”。這些事件都與十四世達賴集團有著直接的關系。

　　五、 中央政府對十四世達賴的政策

　　60多年前，中央政府從維護祖國統一和民族團結的大局出發，積極爭取十四世達賴的合作，實現西藏和平解放。1959年十四世達賴叛逃國外后，中央政府始終是仁至義盡、給予出路。然而，十四世達賴在這60多年里則一而再、再而三地作出了與中央政府和西藏人民的愿望背道而馳的選擇。

　　——達賴喇嘛的歷史合法性源自中央政府，十四世達賴在西藏和平解放過程中，曾作過一些有益的事，但最終背離了自己的正確選擇

　　達賴喇嘛這個藏傳佛教格魯派大活佛的稱號及其歷史地位和影響與中央政府的封授密不可分。1653年，五世達賴應召進京朝見清朝順治皇帝，被冊封并授予金冊金印。從此達賴喇嘛的封號及其在西藏的政教地位得以確立。1793年，清朝頒布《欽定藏內善后章程二十九條》，確立達賴喇嘛轉世的金瓶掣簽制度。1940年2月5日,國民政府頒布“府字第898號”令，批準青海省湟中縣祁家川5歲男童拉木登珠為第十三世達賴喇嘛轉世，并根據西藏地方政府免于金瓶掣簽的請求，特準繼任為第十四世達賴喇嘛，撥付坐床大典所需經費四十萬元。2月22日，循歷史定制，中央政府代表吳忠信與熱振活佛一起主持了十四世達賴的坐床典禮。拉木登珠成為十四世達賴，其合法性來自中央政府關于達賴喇嘛制度的規定和國民政府的批準認可。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為爭取和平解放西藏，中央政府組織開展了大量的政治爭取工作。1950年11月，西藏地方政府主張親帝和分裂的攝政達扎·阿旺松饒被迫下臺，十四世達賴提前親政，新中國領導人對他表示祝賀。在中央政府民族平等政策與和平解放西藏方針的感召下，十四世達賴和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以阿沛·阿旺晉美為首席代表的代表團到北京談判。西藏實現和平解放后，中央人民政府駐藏代表帶著新中國領導人毛澤東寫的親筆信抵達中印邊境小城亞東，勸導在那里觀望形勢的十四世達賴返回拉薩。新中國領導人在信中指出：“這個協議是符合西藏民族和人民的利益，同時也符合于全中國各族人民的利益。從此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在偉大祖國大家庭中，在中央人民政府統一領導下，得以永遠擺脫帝國主義的羈絆和異族的壓迫，站起來，為西藏人民自己的事業而努力。我希望你領導的西藏地方政府認真實行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盡力幫助人民解放軍和平開進西藏地區。”7月21日，十四世達賴啟程返回拉薩。10月24日，十四世達賴代表西藏地方政府公開聲明完全接受《十七條協議》。

　　——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央政府尊重十四世達賴的固有地位，給予其崇高榮譽并積極爭取他為建設新中國作貢獻，但他當面一套，背后又是一套

　　《十七條協議》規定：“達賴喇嘛的固有地位和職權，中央亦不予變更”。和平解放后，中央政府給予十四世達賴很高的政治待遇。1953年，十四世達賴當選為全國佛教協會名譽會長。1954年，十四世達賴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討論國家大事，擁護和贊成第一部憲法草案。十四世達賴在會上發言，充分肯定三年多來執行《十七條協議》取得的成績，對民族區域自治的原則和規定表示熱烈擁護。他還說：“敵人造謠共產黨、人民政府毀滅宗教，現在這種謠言已經完全破產了，西藏人民已經切身地體會到在宗教信仰上是有自由的。”在這次會議上，十四世達賴當選為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這是西藏地方領導人歷史上在中央政府擔任的最高職務。在北京期間，新中國領導人多次接見十四世達賴，與他談心。十四世達賴撰寫《毛主席頌》，歌頌新中國領導人毛澤東的豐功偉績。1956年，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成立，十四世達賴擔任籌委會主任。他在籌備委員會成立大會上致辭時表示，《十七條協議》使西藏人民“充分享受到民族平等的一切權利，開始走上了自由幸福的光明大道”，“自治區籌委會的成立，不僅是適時的，而且是必要的”。在執行《十七條協議》、人民解放軍進藏、十世班禪返藏、自治區籌委會成立等問題上，他一度做出了積極姿態。

　　然而，在分裂分子和帝國主義勢力的拉攏和支持下，十四世達賴罔顧作為佛教徒的基本戒律和倫理，辜負中央政府的期望，對中央政府陽奉陰違，暗中從事分裂國家活動。1959年，十四世達賴集團為抗拒廢除農奴制的民主改革，撕毀《十七條協議》，發動全面武裝叛亂。對于十四世達賴的兩面派手法，中央政府早有洞察。新中國領導人毛澤東指出：“達賴要叛亂的陰謀從1955年由北京回去就開始了。1957年初他從印度回來，到1958年布置了兩年。”十四世達賴對自己陽奉陰違的做法直言不諱，他在1965年曾稱，在1951年至1959年的九年間，“一邊在口頭上說我們為能回到祖國大家庭而高興，為能同祖國大家庭中的人民一道建設社會主義社會而高興之類的話的時候，在心中也隱藏著一句話”，“此話就是：西藏要自由獨立”。

　　——發動武裝叛亂后，中央政府對十四世達賴仁至義盡，在一段時間內仍采取耐心等待的態度，但他在背叛祖國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西藏發生武裝叛亂后，中國人民解放軍在西藏各族人民的擁護和支持下，迅速平息了叛亂，同時開展了民主改革運動。對十四世達賴的叛逃，中央政府決定不加阻攔，并以其被劫持的說法，為其留有余地。同時，對他采取了耐心等待的態度，他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職務一直保留到1964年。1959年10月，新中國領導人毛澤東在同印度共產黨代表團談話時說：“如果達賴贊成我們的主張，我們希望達賴回來。只要贊成兩條，第一，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第二，在西藏要進行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革，他就可以回來。”

　　然而，叛逃后的十四世達賴在叛國途中即公開撕毀《十七條協議》，矢口否認其曾經表示的愛國立場和作出的愛國承諾，公然與中央政府決裂，走上背叛國家和民族的道路。1959年6月，十四世達賴在印度穆索里發表聲明，聲稱“西藏實際上一向是獨立的”。1963年，十四世達賴在印度達蘭薩拉召開“西藏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所謂“西藏流亡政府”，頒布所謂“憲法”，規定“由達賴任國家元首”，“大臣由達賴任命”，“政府的一切工作均由達賴同意方被認可”。

　　1964年12月17日，中國國務院第151次全體會議通過《關于撤消達賴職務的決定》，指出：“達賴在1959年發動叛國的反革命武裝叛亂，逃亡國外后，組織流亡偽政府，公布偽憲法，支持印度反動派對我國的侵略，并且積極組織和訓練逃往國外的殘余叛亂武裝騷擾祖國邊境。這一切證明他早已自絕于祖國和人民，是一個死心塌地為帝國主義和外國反動派作工具的叛國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