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的歷史　永遠的記憶－－中國人民抗戰勝利七十周年英烈祭

　　新華社北京４月３日電 清明時節雨紛紛，灑落在曾經被抗戰英烈鮮血浸染的大地上。

　　從１９３１年“九一八”開始，長達１４年的抗戰中，中國軍民犧牲、死難者高達３５００萬人。

　　英勇的吶喊已經沉寂，壯烈的犧牲也已遠去。回望歷史，面對未來，一種激越而凝重的血液仍在我們心中流淌。

　　２０１５年，偉大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七十周年。我們為先烈默哀，向歷史致敬！

　　追尋

　　“父親，我回來看您了……”

　　清明的雨水打在臉上，與淚水一起流淌。浙江泰順縣雅陽鎮國嶺村，有一個“維亮亭”，亭畔有一棵四人抱的大楓樹，８３歲的王美蕉每次用手輕撫樹干，都感覺它是父親王維亮用血肉浸潤生長起來的。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１９日，大雨。中共地下黨員、代理嘉興縣政務的王維亮率同志轉移途中遭遇日軍，一行１３人全部被俘。日寇先是巧言誘降，繼而用盡酷刑。嘉興新塍鎮人至今還傳頌著王維亮就義前的慷慨陳詞：“我生為中國人，死為中國鬼。賣國求榮我做不到。要殺要剮，悉聽尊便。”

　　王維亮犧牲得十分慘烈：日寇先用大刀斷其雙臂，再挖心剖腹，然后把軀體斬成三段……

　　父親犧牲時，王美蕉只有２歲。自記事起，她就開始“尋找”父親。１９４３年，紀念王維亮等１３位愛國義士的塔墓被漢奸蓄意摧毀，烈士尸骨至今無處尋覓。

　　“一定要給父親正名！”從少女到老嫗，這個決心始終支撐著王美蕉。多年來，她不斷寫報告、查資料、尋證人，希望復原父親當年犧牲的經過。她告訴丈夫：“我一定要有一個兒子姓王，把我父親的血脈延續下去！”

　　２００１年冬天，王美蕉終于從泰順縣民政局拿到了父親的烈士證。父親，終于可以安息了。他犧牲時，也是冬天。

　　在那烽火遍地、山河破碎的歲月，每一個昂首走向死亡的抗戰英烈，都留下了一個破碎的家庭。他們走得如此匆忙，甚至來不及親吻一下剛剛會叫爸爸媽媽的兒女，一出家門，就成永別。歷經劫難的大好河山，也見證著數十年的綿綿哀慟與苦苦追尋。

　　這是一個七旬老人尋父的故事－－

　　１９３７年王家發離開湖南大庸縣投軍時，兒子王章貴只有３歲。他與父親的聯系，只有父親從戰場上寄回的家書。戰地來信的地址，從長沙到廣東韶關、英德，再到廣西、云南。

　　父親一直沒有回來，如果陣亡了，那犧牲在什么地方呢？王貴章退休后，幾乎把全部精力用來尋找父親的下落。他不斷搜集資料，研究父親當年行軍路線，最后，他把目光對準了云南騰沖。

　　他踏上三千里尋父長路時，已年過七旬。穿過怒江，翻越高黎貢山，來到騰沖抗戰烈士陵園－－國殤墓園。萋萋芳草中，一方方石頭墓碑依山勢整齊排列。王家發生前部隊番號在五十四軍一九八師。王章貴爬上斜坡，花兩個小時，看遍了五十四軍４８方“王姓”石碑，卻沒有找到父親的名字。

　　他悵然下坡，又不甘心，在門口買了騰沖抗戰和國殤墓園的專著，在一片黑壓壓的名字中，找到了“下士班長□□發”，不知何種原因亡佚了完整姓名，但部隊番號又對不上。他轉身又上了山坡。

　　終于，一塊墓碑出現在眼前，上有“下士班長王家”６個字，最后一個字已被泥土掩埋。王章貴雙膝跪地，雙手顫抖著插進土里，去刨，去挖……最后他抱住墓碑，老淚縱橫，哭訴著：“父親啊，母親在１９９６年夏天去世，她老人家一生都在對你的想念中度過，她的墓碑上還刻著你的牌位……”

　　在云南國殤墓園，在四川建川博物館，在北京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記者都聽到這樣蒼涼而執著的故事。時光靜流，等待兒子回家的父母早已離世，而當年的孩子也垂垂老矣，卻仍然在努力尋找中拼湊著父輩的面容……

　　１９４５年，著名作家郁達夫被日軍憲兵殺害在蘇門答臘島后四年，郁嘉玲出生。她沒見過爺爺一面，“但從家人講述和留存的實物中，已經與爺爺相遇相識了。”

　　上世紀八十年代，郁嘉玲的父親全力投入研究郁達夫，她幫父親謄抄文稿。父親去世后，郁嘉玲繼承父業，先后在海內外發表了多篇研究文章，出版了專著《我的爺爺郁達夫》。

　　對她而言，爺爺是一個既遙遠又親近的形象，“他身上流淌著中國文人對民族的赤心和靈性，并浸潤于后代的血脈之中。”

　　無名

　　馬寶玉、葛振林、宋學義、胡德林、胡福才－－“狼牙山五壯士”的英名深深鐫刻在中華民族抗戰記憶中。鮮為人知的是，就在距離狼牙山不到５０公里的北京房山區十渡鎮，還有“老帽山六壯士”，而他們沒有一個人留下姓名。

　　１９４３年春，日寇掃蕩平西抗日根據地。八路軍某部一個排奉命到老帽山阻擊敵人，山坡上留下一片敵人的尸體。子彈打光了，戰士們就用石頭砸。只剩下６名戰士時，大批敵人又蜂擁而來。被逼到懸崖邊的戰士們，抱槍縱身跳下……

　　后來當地老百姓找到了烈士遺體，安葬在老帽山上。１９８４年，又修建了“六壯士永垂不朽”紀念碑亭。但沒有人知道他們的名字、年齡、來自何方，不知道他們還有沒有親人……

　　１９３１年至１９４５年，抗擊日本侵略者的許多英烈都沒有留下姓名。

　　“七七事變”翌日，中共中央發出通電：“全中國的同胞們！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抗擊侵略、救亡圖存成為中國各黨派、各民族、各階層、各團體以及海外華僑華人的共同意志。在中國共產黨倡導建立的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下，全國人民義無反顧投身到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洪流之中。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回望抗戰歷史，在民族大義面前，無數沒有留下名字的中國人，爆發出來的堅韌、勇猛與無私，為這段歷史鋪上了壯烈的底色。

　　騰沖有座無名婦女雕塑，記載著一個真實的故事：１９４４年，中國遠征軍反攻，十萬民工運送軍糧，一位小腳婦女翻山越嶺背軍糧，缺衣少食，她餓死在途中，而袋中的軍糧，卻顆粒未少……

　　滇緬公路，２０萬各族勞工血寫的傳奇。鮮為人知的是，從滇緬公路向東，還有一條同樣的“血路”－－樂西公路。當年，國際援華物資只有靠滇緬公路進入云南，但從云南到重慶，交通不便，要繞道千里。從樂山到西昌的樂西公路建成后，大大縮短了川滇距離。

　　自１９３９年５月的路勘至１９４１年底，長達５２５公里的樂西公路全線正式竣工通車，共征集了川康地區彝漢等各族筑路民工２４萬余人。這一路巖石陡峻，工程極其艱難，身為總指揮的著名道路工程專家趙祖康累得咳血倒下。而由于缺糧、疲勞、疾病、工傷等原因，傷亡人數竟多達３萬人，樂西公路也因此被稱為“血肉筑成的長路”。

　　在工程最艱難的蓑衣嶺上，至今還有趙祖康親筆題寫的石碑“襤褸開疆”。趙祖康的兒子趙國通，在清明前夕向記者回憶了自己重走父輩路，站在蓑衣嶺手撫石碑的感受：“一寸山河一寸血，每米公路埋忠魂！要向無數無名的烈士鞠躬：他們是中國的英雄，他們是中國最終獲得這場偉大勝利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