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印刷工時愛看黨報黨刊

　　高中畢業時，正值“文革”時期，17歲的令計劃沒辦法考大學，就到印刷廠當工人，從學徒工做起，把每次排版所需的鉛字一個個揀出來排好。當時的車間主任李梁喜告訴記者，令計劃后來的主要工作是開印刷機，每天工作8小時。“這個活太復雜，要印很多東西，不能出錯，要求很嚴。” 那時令計劃每月能領到二十來塊錢工資，但生活依然很艱苦。“他穿的是他爸的舊軍裝，改小了套在身上。我從來沒看他穿過別的衣服。由于長時間磨損，衣服黃不黃白不白的，顯得特別破舊。” “當時年輕人都愛玩，但計劃很好學，下班后回到宿舍一有時間就看書看報，寫寫東西。”李梁喜說。那時，除了《人民日報》，令計劃的“課外讀物”又增加了《山西日報》和《紅旗》雜志，均為黨報黨刊，“還讀與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相關的書”。 印刷廠的主要任務是印刷平陸當時的官方報紙《平陸小報》，并給縣委縣政府印一些材料。為了多掙錢，廠里也接一些社會上的訂單。一來二去，踏實肯干的令計劃就被縣領導注意到了。 “縣里的領導一看到印刷廠有這么個人才，就打聽這是誰家的娃，也就知道了他是老紅軍的后代。領導說，團縣委正缺一個這樣的人，就把他調去了。”李梁喜說，當時的團縣委也就三五個人，以前是“死水一灘”，令計劃去了之后，團縣委的工作就變得活躍了。 現任平陸縣政協主席趙旭光當時擔任平陸縣城關鎮團委書記，和令計劃工作聯系比較頻繁。他還記得某個星期天，他到令計劃辦公室取材料，看到令計劃穿著短褲背心，正蹲在地上看材料。“材料多，桌子上放滿了，就攤在地上，他就趴地上看，很用功。”

　　1975年8月，毛澤東在談到《水滸》時說：“魯迅評《水滸》評得好。他說：一部《水滸》，說得很分明：因為不反對天子，所以大軍一到，便受招安，替國家打別的強盜去了。終于是奴才。”當時，《人民日報》和《紅旗》雜志紛紛發表關于《水滸》的評論文章，全國掀起了評《水滸》的熱潮。1975年9月23日，令計劃緊跟中央步伐，擬寫了《共青團平陸縣委關于號召全縣團員、青年認真學習毛主席的指示，開展對〈水滸〉評論的通知》，共印400份，報“團地委”，主送“各團委、總支、支部”，抄送“縣常委、有關組、室”。 1976年7月，令計劃入了黨。山西女作家協會副主席張雅茜在2008年出版了長篇報告文學《增華歲月》，內容是曾任平陸團縣委書記的梁增華的回憶錄。其中寫道，1976年11月22日，令計劃成為團縣委副書記。梁增華作為其直接領導，對他的工作很滿意，印象很好。“我打心眼里高興”，令計劃“是一位很好的同志，在團委一年來，雖然我是書記他是干事，但他搞團的工作大大超過了我，他有很多的優點值得我很好地學習”。張雅茜告訴記者：“書出版時，令計劃已是中央領導，所以文中特意隱去他的名字。我們誰也沒有想到，他今天會出事。” 推動“五講四美”活動 常樂中學的教師楊前進告訴記者：“聽說計劃口才很好，演講都不用拿稿子，他就是憑著這個本事一步步從縣里升到(團)中央的。”對令計劃的這種認識，在平陸頗具代表性。 1978年，令計劃去中央團校學習，給團中央留下了不錯的印象。次年，團中央在全國選拔人才，運城團市委推薦了令計劃，他由此被選調入京。 閻平告訴記者：“最初，令計劃給時任團中央書記處書記高占祥當秘書，高占祥很喜歡他。后來(1983年1月)，高占祥擔任河北省委書記，也把令計劃帶過去當秘書。”令計劃的公開簡歷顯示，1982年至1983年，他被借調到河北省委辦公廳工作。 赴河北工作前，高占祥帶領團中央宣傳部，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開展“五講四美”的倡議，在全國廣泛深入地開展了“五講四美”道德教育活動。而此時，令計劃正是團中央宣傳部的干部。

　　后來，令計劃又回到團中央宣傳部任職，直到1995年卸任團中央宣傳部部長。此后，令計劃開始了在中央辦公廳長達17年的任職經歷，并給同事們留下了不錯的印象，據知情人士透露，他在中辦勤勉能干，當上領導后很多事依然親力親為，對下屬也很和氣。 令計劃在京工作期間，家鄉的很多親戚朋友去北京找過他。1982年10月，令計劃的初中老師曾普超和高中語文老師趙璧到北京旅游，順便看望得意門生令計劃。“我們坐了大概有一二十分鐘。他給我們倒了茶水，還削了蘋果，但說不上話，總是剛說三兩分鐘，電話就響了。一看孩子這么忙，我們也就走了。”曾普超告訴記者。 令家的一位鄰居王愛玲(化名)記得她與令計劃的一次接觸。“十幾年前，我去北京辦個事，計劃媽跟我說：‘我給你寫個電話號碼，是計劃的，你在北京如果沒有熟人，沒有住的地方，就去找他。’我在北京的一個腫瘤醫院有個老鄉。到北京后，我給計劃打電話說：‘我來北京有個事，你媽媽給我你這個電話。’計劃說：‘你等一下。’后來我打電話跟他說，我如果找不到老鄉，再給你打電話，他說好。不過后來我還是找到了那位老鄉，在腫瘤醫院住了一晚就回來了，也沒打擾計劃。”

　　令計劃在平陸印刷廠時的師傅王增林在上世紀90年代也去看過令計劃。當時，王增林已經退休，繼續為印刷廠看大門。閻平告訴記者：“我們就跟王師傅開玩笑說：‘你徒弟都當(團)中央領導了，你還不去找找他?’”后來，王增林果然到北京去找令計劃。“他看到團中央的牌子就進去了，待的時間很長，有一個星期，但令計劃那時已經不太方便出面，就給師傅在招待所安排了住宿，還轉交給他3000元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