逾50名大陸涉貪人員遭全球通緝

　　打開國際刑警組織官方網站首頁，即可看到右上角顯眼位置有三個不同顏色的小標識，位列第一的，配有紅色國際刑警警徽的“WANTED PERSONS”標識，即該組織最為著名的國際通報——紅色通緝令。

　　作為規模僅次于聯合國的第二大國際組織，也是全球最大的警察組織，國際刑警組織目前共有190個成員國，重要職能之一是協助成員國跨境偵查犯罪。經由該組織發出的紅色通緝令，被公認為是一種可以進行臨時拘留的國際證書，它的通緝對象均是有關國家的法律部門已發出逮捕令、要求成員國引渡的在逃犯。

　　每一張紅色通緝令都包含有被通緝者的姓名、性別、出生日期、國籍、所涉罪名等基本身份信息描述。絕大部分還配有至少一張照片，并標注了頭發、眼睛顏色等外貌特征。紅色通緝令每五年重新發布一次，但是只要涉案人員一天沒有歸案，通緝令將長期有效。

　　《鳳凰周刊》記者發現，在ICPO官網紅色通緝令搜索頁面的國籍一欄中輸入“china”，可以查詢到的中國籍被通緝人士160人(該網站按國家搜索的顯示條目數上限。更換搜索方法，仍可發現少量其他被通緝者)。這一數量遠多于可以查到的歐美發達國家的被通緝者數量。

　　將被通緝人員的信息進行梳理和核實后可見，160人大名單中，有超過50人的罪行明確涉及職務犯罪和貪污腐敗，比例占被通緝中國籍人員總人數的三成。

　　他們涉嫌的具體罪行包括：貪污、賄賂、挪用公款、職務侵占、挪用國家財產、騙取數額較大的公私財物等。

　　經核實，這些被通緝人員外逃前的身份，大多是政府公職人員、國企管理層，不少疑似是被國內媒體廣泛報道的知名貪官。如疑似以生病為由，在國外滯留不歸的前溫州市委常委楊湘洪；疑似與著名銀行監守自盜案“開平案”關系密切的原中國銀行江門分行前行長賴敏；疑似山東蘭陵集團前總經理、黨委書記崔學文等。

　　從通緝令發出時間可見，不少貪官已經成功躲藏海外十多年。大部分貪官的出逃看似突然，實則經過長期準備。

　　2008年9月19日，時任溫州市委常委、鹿城區委書記，曾主持溫州舊城改造項目的53歲的楊湘洪率團赴歐洲進行經貿考察。9月29日，當代表團結束考察按計劃回國時，楊湘洪以自己腰傷嚴重不能長途乘坐飛機為由，滯留在法國，至今未歸。

　　由于楊湘洪的女兒事后被媒體查證早已在法國定居，而女婿是位溫州籍法國商人，有理由相信，楊湘洪的出逃計劃并不突然，背后經歷了長期的精心計劃。

　　貪官配偶和親屬亦難逃通緝

　　紅色通緝令名單還披露了貪官外逃明顯的家族化特征。

　　很多貪腐人員為避免東窗事發之后殃及妻兒，更早早給家人籌劃后路，有的先將子女送到海外求學或令家人移居海外，成為“裸官”；有的則通過各種渠道為自己和家人獲取雙重國籍、綠卡或假護照、假身份證等，一旦發現風吹草動便立刻舉家逃跑。因此，《鳳凰周刊》記者在整理名單時，也發現不少著名貪官的配偶、子女和親屬。

　　如疑似已落馬的前河南省交通廳廳長石發亮之妻黃玉榮；疑似“女巨貪”原浙江省建設廳副廳長楊秀珠的弟弟楊進軍；疑似已伏法的廣西桂林巨貪李和平之妻黃艷蘭；疑似“鄱陽大案”鄱陽縣財政局經建股股長李華波之妻許愛紅等。

　　2005年，河南省交通廳原廳長石發亮因涉嫌受賄罪、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在法院受審，最終被判無期徒刑。同一時間，與他同流合污的妻子、原河南省高速公路發展公司副董事長兼副書記黃玉榮，則早已和兒子身處美國境內，至今仍未歸案。紅色通緝令中可見名為“Huang YuRong”，出生于山東省的女性嫌疑人與其高度相符，其罪名是“受賄”。

　　此外，紅色通緝令中，也有個別問題官員親屬，如已故的河北省前省委書記程維高之子程慕陽也疑似赫然在列。在通緝令中被描述為“Cheng Muyang，44歲，出生于江蘇常州，罪名為貪污、騙取國家資產”。據大陸媒體公開報道，程慕陽被認定曾幫助程維高秘書李真（已執行死刑）轉移贓款、并勾結他人貪污國家財產。這與紅色通緝令中對他提出的“利用職務之便侵吞、騙取國有資產，貪污，隱藏、轉移、收購或以代理人身份出賣贓物”等指控相符合。

　　十八大后 被通緝貪官數量驟增

　　國際刑警組織當前資料顯示，程慕陽的被通緝時間為2013年。實際上，程慕陽是在2000年9月4日經由香港逃至加拿大的，至今或已安然藏身海外14年，也就是說，程慕陽很可能在海外悠然藏匿了13年之后，才變成了國際通緝犯。

　　如果國際刑警組織資料顯示準確，這顯然意味著中共十八大之后，大陸貪官海外追逃力度驟然加強——一些原本“安全”了多年的外逃貪官，從此不再安全了。

　　不再安全的不止程慕陽一人。中共十八大之后，大陸公安部經由國際刑警組織發布的紅色通緝令數量大為增加，在《鳳凰周刊》梳理的50余位貪官名單中，近20人的被通緝時間顯示是2013年至2014年之間，比例超過總數的1/3。其中，2013年，9人；2014年，10人。

　　2014年7月開始的“獵狐行動”也同樣借助了國際刑警組織的力量，據“獵狐行動”組透露，僅7月至9月的兩個月內，公安部即通過國際刑警組織發布了28張紅色通緝令，在國際刑警的協助下，包括外逃斐濟的上海泛鑫保險代理有限公司實際控制人陳怡在內的多位外逃人員得以成功抓獲。

　　今年是大陸成為國際刑警組織成員國30周年。有媒體統計，自1984年以來，中國一共通過該組織發出過逾400份紅色通緝令。其中絕大多數涉及經濟犯罪與職務犯罪。不少在大陸臭名昭著的貪官均是經由國際刑警的配合被緝捕和遣返回國的。

　　目前可查的最早的合作記錄來自1988年，經國際刑警組織協調，大陸首次成功押解潛逃多哥的犯罪嫌疑人——福建省外貿總公司駐多哥公司經理胡正光、副經理楊苑琛回國受審。

　　2001年，被稱為中共建國以來最大銀行監守自盜案“廣東開平支行案”案發，一周后大陸公安部即通過國際刑警組織，對外逃三位涉案人員許超凡、許國俊、余振東發出紅色通緝令，并凍結其三人海外財產。最終，許超凡、許國俊在美國分別被處25年、22年有期徒刑，余振東則被遣返中國，并于2006年被判處12年有期徒刑。

　　紅色通緝令對貪官們的震懾作用不容忽視，據四川媒體《華西都市報》引述大陸警方說法，位列紅色通緝令的人員，被捕率高達70%。

　　“紅色通緝令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政治壓力。”有海外中國問題評論人員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

　　事實證明，在大陸與多數國家尚未建立引渡條約，存在法律條文、政治標準等矛盾的情況下，國際刑警組織發出的一紙紅色通緝令及其提供的協助，可以簡化抓捕程序，大大提高追逃和反腐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