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講人簡介：

　　丁鼎先生，本名程奇立，山東萊西人，現任山東師范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山東省孔子學會副會長、山東省周易研究會副會長。他多年來致力于儒家經學的研究與教學工作，尤其注重“三禮學”研究，迄今已出版《孔子與六經》、《禮記解讀》、《儒家禮樂文化》、《新定三禮圖》、《〈儀禮·喪服〉考論》等多部著作，并發表學術論文110余篇，目前正在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三禮學通史》和教育部基地重大項目《漢魏齊魯經學史》。

　　■編者按：

　　在儒家經典體系中，《禮記》一書占有舉足輕重的重要地位。它全面、系統地闡釋了儒家的社會思想、天道人倫觀念，心性教養的途徑和原則,體現與揭示了儒家的思想精髓，對我國傳統文化產生了廣泛、持久而深刻的影響。不僅如此，《禮記》中所蘊含的一些思想內容對于今天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建設也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為此，本期講壇版特邀請丁鼎教授來講述《禮記》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及當代價值。

　　■閱讀提示：

　　■一個民族文化的更新，總是在傳統文化基礎上的更新。拋開昨天，不可能正確地對待今天。要創造和建設社會主義新文化，就有必要對先人所留傳下來的文化遺產進行清理和研究。“禮”作為我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必定有其當代價值。我們應秉持批判繼承的態度來挖掘、弘揚《禮記》中所蘊含的儒家“禮”文化的當代價值，為我們當今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服務。

　　《禮記》在儒家經典體系中的地位“升遷”

　　在儒家經典體系中，《禮記》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禮記》在儒家“十三經”中成書較晚，孔子整理并傳承下來的儒家“六經”中也并不包括《禮記》，“六經”中的《禮》是指《儀禮》，但認真考察一下我國古代經學史就會發現，在儒家經典文獻體系中，就思想價值來說，不僅可以說《禮記》的地位超越了孔子整理傳承下來的“六經”，而且可以說《禮記》的地位超越了“十三經”中的其他十二經。

　　之所以作出這樣的判斷，主要基于如下三方面的理由。

　　在儒家“十三經”中，《禮記》一書最集中、最全面、最系統地記述、闡釋了儒家思想學說的核心內容。

　　儒家的社會政治思想、天道人倫觀念，心性教養的途徑和原則等都在此書中得到全面闡述和揭示。眾所周知，“禮”是儒家思想學說的核心內容，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孔子所傳授的儒家“六經”，無不滲透著濃重的“禮”學內容，正如清代著名今文經學家皮錫瑞在《經學通論·三禮》中所說：“六經之文，皆有禮在其中。六經之義，亦以禮為尤重。”現代著名國學大師錢穆更是言簡意賅地指出：“中國的核心思想就是‘禮’。”綜上所述可知，儒家經典文獻的核心內容就是“禮”。儒家禮學思想最主要的載體就是“三《禮》”，即《周禮》、《儀禮》和《禮記》。而在“三《禮》”中，就思想學術價值而言，《禮記》最為重要。

　　儒家禮學歷來講究“陳其數”、“知其義”。“數”即是指各種禮節和儀式的具體規定，“義”則是指各種禮節和儀式所體現的思想內容。在“三《禮》”中，《儀禮》十七篇所講述的冠、婚、鄉、射、朝、聘、喪、祭等八類禮節，基本上都屬于“數”的范疇，主要講述各類禮節的具體的行為規范。《周禮》，原名《周官》，是一部記述王室職官制度的著作，按照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六個序列，記述了300多種官職的設置及其職掌，基本也屬于“陳其數”的范疇。而《禮記》則不僅陳述各種禮的“數”，且闡釋、揭示了各種禮的“義”。

　　《禮記》四十九篇，內容非常豐富，它集中闡述了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學和倫理思想，因此，就思想學術價值而言，可以說《禮記》在“三《禮》”中最為重要。正如清代著名學者焦循在《禮記補疏·序》中所說：“《周官》、《儀禮》，一代之書也。《禮記》，萬世之書也。必先明乎《禮記》，而后可學《周官》、《儀禮》。《記》之言曰：‘禮以時為大’。此一言也，以蔽千萬世制禮之法可矣。”

　　《禮記》在曹魏時期升格為“經”，并在唐代進一步升格為“五經”之一，取代了《儀禮》的地位。

　　“三《禮》”當中《儀禮》出現最早，相傳是由孔子整理和傳承下來的。漢代所謂“五經”之一的“《禮》”就是指《儀禮》。而《禮記》是西漢中期禮學博士戴圣搜集編纂的一部禮學資料匯編，當時還不算“經”，故稱為“記”。到東漢末期，經著名經學大師鄭玄為其作注，《禮記》的思想學術價值方越來越被學術界所重視。到三國曹魏時，《禮記》便升格為“經”，并設立了博士，取得了與《儀禮》、《周禮》并列的地位。據《北史·儒林傳》記載，北朝時“諸生盡通《小戴禮》。于《周禮》、《儀禮》兼通者，十二三焉。”這說明當時的學者重視并熱衷于《禮記》之學，而對《儀禮》、《周禮》已相當冷淡。

　　唐王朝統一天下后，唐太宗鑒于因南北朝時期政治分裂而形成的經學混亂局面，詔令當時的國子監祭酒孔穎達組織學者撰寫《五經正義》，以統一全國經學。據《唐會要》、《舊唐書》等書記載，由于當時人們普遍重視《禮記》，“人皆競讀”，而《儀禮》一書，“殆將廢絕”，孔穎達等人便將《禮記》升格為“五經”之一，并為其作“正義”（疏）。此后，《禮記》便取代《儀禮》，正式進入“五經”之列。

　　《禮記》的《大學》、《中庸》兩篇與《論語》、《孟子》并列，被尊為“四書”之一。

　　宋代著名的理學家朱熹創立“四書學”是中國古代經學史上一件劃時代的大事。朱熹在二程（指北宋著名儒學家程頤、程灝，編者按）思想基礎上，將《禮記》中的《大學》、《中庸》兩篇抽出，與《論語》、《孟子》兩書并列，合稱為“四書”。在儒家經典中，朱熹對“四書”給予特別的重視。他集40余年功夫，為這四部經書分別作注，并將其結集合刻為《四書章句集注》一書，從而創建起對中國古代思想文化史影響甚大的“四書學”。

　　朱熹的“四書學”思想主要是為建構和完善儒家道統思想進行論證，即以“四書”發明儒家道統，以“四書”闡發儒家義理———包括儒家的天理論、心性論、認識論等。朱熹“四書學”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強調“四書”重于“五經”。《朱子語類》中記載，朱熹認為《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四書“道理粲然。人只是不去看。若理會得此書，何書不可讀？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處？”而“《語》、《孟》、《中庸》、《大學》是熟飯，看其他經是打禾為飯”。朱熹認為“四書”能直接體現孔孟之道，相當于“熟飯”，而“四書”之外的其他經典則與孔孟之道有所間隔，相當于“禾”，閱讀“四書”之外的其他經典則相當于“打禾為飯”。也就是說，“四書”比“五經”及其他經典更重要。

　　朱熹的“四書學”可以說革新并改變了中國古代儒家經學的發展方向，對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產生了重大影響。朱熹之后，“四書”的地位逐步提高，而孔子所傳承的“五經”（“六經”）雖仍被人們頂禮膜拜，但其優先尊崇的地位卻被“四書”所取代。換言之，作為《大學》、《中庸》所自出的《禮記》的重要性當然高于傳統的“五經”。因而從思想價值上來說，《禮記》在儒家經典文獻體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