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2月，趙清閣寫信給遠在美國的韓秀，抱怨國內出版界“很令人惱火”，她所編的《現代女作家小說散文集》要重印，排版都排好了，卻被出版社擱置，因為不賺錢，“他們只著眼于經濟效益，熱衷于武俠、性愛作品。”

　　這樣的抱怨，大概并非只此一家。在整個80年代的出版市場中，武俠小說的持續走紅乃至泛濫，不僅使出版社趨之若鶩，招致知識分子的批評，同時也引來了文化宣傳管理部門的關注與擔憂。從1981年起，關于管制舊俠義小說、新武俠與武打連環畫的文件就不斷出現，然而，從趙清閣的信中可以看出，直至1989年，這一問題依舊沒有得到解決。一面是管理部門的三令五申，一面是出版界的屢教不改，其中的困難，不僅源自市場利益與宏觀管理之間的斗爭，更源自管理者自身在尺度把握上的為難。如果說“性愛作品”可以一刀切地進行嚴厲打擊，那么武俠小說所涉及的，則是一片更為曖昧不明的空間，它一方面包含暴力、兇殺的成分，一方面又滿足了讀者對閱讀趣味的需求，乃至對某種正面的家國大義的宣揚。在出版市場化的過程中，對這樣處于灰色地帶的作品要不要管，如何管，成為擺在出版管理者面前的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