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解過剩產能在一些地區成了“剃頭挑子一頭熱”。《經濟參考報》記者近日赴東、中、西部十余省份采訪發現，在中央政府主導的新一輪產能過剩化解政策出臺后，各地因產能分布情況千差萬別，政策落實進展不一，相當一部分省份沒有出臺落實化解過剩產能政策的細則，有基層官員在與記者交談中毫不掩飾“以文件落實文件、以會議落實會議”的消極應對思想。

　　地方政府難舍產能過剩企業

　　一些地方政府對化解產能過剩并不感“興趣”，專家認為，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是地方政府有“難以割舍”的心理。

　　江蘇是我國工業經濟大省，去年12月，江蘇省下發了《省政府關于化解產能過剩矛盾的實施意見》，明確了化解產能過剩工作的路線圖、時間表，重點工作任務分工及進度安排，對鋼鐵、水泥、平板玻璃、船舶等4個行業制定了壓縮目標任務。

　　就在江蘇省出臺政策前兩個月，2013年10月，國務院下發了“關于化解產能嚴重過剩矛盾的指導意見”，提出“消化一批、轉移一批、整合一批、淘汰一批”的化解過剩產能政策。

　　然而，《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發現，并不是所有的省份對化解過剩產能都像江蘇省這樣積極。“四個一批”政策出臺半年后，相當一部分省份沒有出臺落實化解過剩產能政策的細則，有的省份實施細則“在草擬中”、有的“在領導審定中”。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趙昌文指出，由于重化工業產值大、對就業和稅收帶動作用強，近年來一些地方政府不惜出臺大量優惠政策招商引資發展重化工業，結果形成產能嚴重過剩。

　　記者在江蘇采訪時也聽到一些基層官員說，鋼鐵、水泥、平板玻璃、船舶等企業，在市縣范圍內往往都是重點骨干企業、利稅大戶。不少企業是地方政府以土地、財政等優惠政策招引來的大項目，這些企業和項目確實對地方經濟發展、稅收貢獻和促進就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同時帶動了一些相關產業的發展。對一些困難企業，地方政府寧愿讓其維持著，不愿讓其死掉，一旦政府主動實施關閉，企業銀行債務、資產處置、職工安置的壓力全都會轉移到政府身上。

　　此外，各地對于化解過剩過剩產能存在“認識分歧”。采訪中，一些經濟結構“偏輕”的省份就認為本省產能過剩矛盾并不突出，化解的壓力也不大，有的行業主體基本是民營企業，隨著市場行情的逆轉，這些民營企業早就轉型了，根本“用不著政府操心”。

　　“壓指標”反致產能越減越多

　　有業內人士指出，一些行業陷入“產能越化解越多、越干預越過剩”的怪圈，主要緣于“政府過度干預行業、干預企業、干預項目”，有違市場經濟規律。

　　實際上，化解過剩產能并不是“新鮮事物”。中國冶金企業協會會長趙喜子說，早在1999年，就有人喊我國鋼鐵嚴重過剩，開展全國性控產，當時的產量只有1.3億噸。此后這么多年，所有鋼鐵項目必須要經國家批準，進行絕對控制，結果“中央不批地方批”，從2002年以后，民營鋼鐵企業迅速、爆發式增長，一直到現在民營鋼鐵占到粗鋼產量的52%，最賺錢的時候，出現“百萬噸鋼現象”，即每上100萬噸鋼規模，3至5年就可收回投資。

　　“實際上，政府喊了10年鋼鐵過剩，卻沒有過剩，而到了2010年之后，我國鋼鐵開始出現真正的過剩，僅2009至2010年，我國鋼鐵增加1.5億噸產能。”趙喜子說。

　　《經濟參考報》記者在采訪中發現，有不少地方下發“砍”產能的指標任務，引發企業和基層官員的抵觸情緒。一位基層經信委工作人員抱怨說，淘汰落后產能，應該按照能耗、環保等指標來淘汰，而執行中往往是根據規模來淘汰。比如，淘汰水泥落后產能，前幾年淘汰窯徑2.5米的，迫使企業都改成了3米，結果產能還擴大了。再比如，國家文件中提出盡快取消32.5標號的復合水泥，要上42.5標號的生產線，不同標號的水泥產品，按理說應該由市場來決定，而不是行政性文件。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總經濟師陳文玲指出，化解產能過剩的“壓指標”辦法既難見實效，又扭曲市場。“今后要謹防地方政府上馬項目是政績、淘汰項目也是政績的觀念。否則，就會陷入‘過剩——干預——再過剩——再干預’，越干預越過剩、力度越大反彈越快的怪圈”。

　　不少基層官員反映，在化解過剩產能、淘汰落后產能中，存在不按“市場規律辦事”的行為。比如過剩產能、落后產能界定標準模糊。在一個比較大的區域范圍，可以按80%左右的合理產能利用率來衡量，但具體到企業、具體到產品就難以衡量。

　　有專家認為，過剩是市場經濟的一種常態，唯此才能優勝劣汰，才能使市場機制發揮基礎性作用，這本來是一種正常現象，不是新問題，不是洪水猛獸。浙江省經信委一位工作人員說，這些年來，電子行業產能過剩最為嚴重，但通過激烈的市場競爭，誕生了像小米手機這樣的品牌。“應該引導企業形成新的競爭優勢，而不是平衡產能，國外倒牛奶的事是企業干的，我們不能政府倒牛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