珂勒惠支版畫自畫像

力群1936年創作的版畫魯迅肖像

　　影響中國藝術界尤其是木刻藝術頗深的德國藝術家珂勒惠支的版畫作品這些天在中華藝術宮對外展出——“我的孩子，春天來了——德國繪畫大師珂勒惠支作品展”上展出珂勒惠支作品40余幅，這位德國女藝術家對中國文化藝術界所產生的影響自從上個世紀30年代魯迅先生引進以來就從未停止。

　　這一展覽是中華藝術宮與德國路德維希博物館等聯合策劃推出“同行——2014美術館聯合展”的一部分，而其中心則是對表現主義的呈現。表現主義繪畫是20世紀初流行于北歐國家的藝術潮流，強調藝術家的主觀感受，導致對客觀的變形、夸張。展覽還包括“通變涵遠——20世紀中國美術中的10個樣本”、“狂野的心——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德國新表現主義藝術展”、“琳瑯滿天——20世紀下半葉意大利表現性藝術展”等藝術展。

　　珂勒惠支在中國的名聲之大與魯迅無疑有著巨大關系。1930年代，在上海這座城市，魯迅第一次把珂勒惠支的版畫介紹到中國來。

　　1992年，上海曾經舉辦過一次珂勒惠支作品展，在那次展覽上展出了這位德國女藝術家的80多件作品包括木刻、石版及銅版畫。

　　時隔20余年，珂勒惠支作品再度出現在上海，出現在中華藝術宮的大型展覽“同行——2014年美術館聯展”上。

　　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因為魯迅的大力推介，不少中國進步木刻青年，無論是創作思想或是表現技法，都受到過珂勒惠支的影響。那時上海的進步美術青年，在政治上隨時隨地會遭到迫害，承受著政治上、創作上和生活上的多重壓迫，他們以刻刀為武器不斷創作，使得新興木刻版畫成為了中國木刻中第一次真正吸收了西方風格的版畫形式，從而改變了中國木刻版畫歷史的進程，正如魯迅所說：“中國木刻圖畫， 從唐到明，曾經有過很體面的歷史。但現在的新木刻，卻和歷史不相干。”

　　《東方早報·藝術評論》專訪了上海魯迅紀念館館長王錫榮，紀念館內依然完好保存著幾本魯迅生命中最后編著的版畫集《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輕輕翻過一頁，扉頁上印著一行小字：“有人翻印，功德無量”。

　　藝術評論：為什么魯迅會在他的時代里，特別推崇木刻藝術？

　　王錫榮：魯迅的藝術修養很深，從小就會在描紅簿上印人物繡像，《水滸傳》等等畫了很多整本，多為白描，還出售給富裕的同學。他對藝術有修養也有愛好，這是基礎。后來魯迅到教育部，分管美術、圖書館、博物館，全國兒童美術展覽他是第一個發起人，中國美術史上有他一筆。魯迅空閑時候也畫畫，北京大學的校徽就是魯迅設計的，當時的國徽也是他和其他三人設計的，要知道國徽的設計相當復雜。美術是他的積累、造詣，也是他的修養。在1925年前后，開始編刊物《莽原》、《未名》，都要用到插圖，自己寫作的書也需要插圖，插圖中許多都是版畫、木刻畫。魯迅在留學日本期間，就非常留心國外美術作品，大量的畫冊、書，很多插圖就是版畫形式，當然，這些版畫中有銅版，石版，但更多的是木版。魯迅到了上海，1928年成立朝花社，側重介紹國外藝術作品，尤其注重版畫。從充作書的插圖，逐漸注意到了木刻版畫，然后他又組織了團體，專門介紹推廣木刻版畫，新興木刻由此而生。

　　當然中國古代也有木刻版畫，新舊的區別在于畫家與版畫制作者是否同一個人。中國古代版畫至少分三個環節制作，畫家只管畫，做版畫的人管刻，再印。國外的版畫是畫家與刻者印者是一體的。中西方版畫的結果是一樣的，但是操作過程其實不一樣。所以，西方版畫形式再度引入中國，便稱其為新興版畫，也是新概念版畫。魯迅覺得版畫有前途，在書里做插圖形象生動，有味道，與書的內容合在一起看，也更能幫助讀者理解作品，有種閱讀的愉悅感。青年藝術家不富裕，畫油畫常規需要幾個月，顏料畫布，成本太大，而木刻則無須什么成本，當時印刷也不像現在那樣程序繁多，就是一個拓，比較原始，簡便，成本低，速度快。時代條件局限下，不富裕的藝術青年多，雜志十天半月就要出版一期，于是，速成的版畫是個好方法。

　　還有個重要因素，當時的社會發展非常快，社會運動要跟上時代潮流，所以版畫尺寸都很小，不能超出書的尺寸，否則還需要翻印縮小比較復雜。魯迅在此感到時代急劇變化，需要有力量的，有生命力有沖擊力的作品，與文字相配合，一起出現，會效果特別好，形式的喜聞樂見帶來傳播的速度增快。

　　所以在上海，1928年秋，成立朝花社，1929年開始推廣版畫，印刷并出版版畫，從1930年開始魯迅自己辦展覽，1931年舉辦了木刻講習班，這個講習班現在就列為中國新興版畫的發起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