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對話

　　評估組成員揭秘評估過程，認為有利于建立服務型、法治政府

　　“第三方評估工作完全獨立”

　　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教研部主任張占斌參加了此次第三方評估。他對新京報記者講述了第三方評估組的工作方式，以及報告的出爐過程。

　　新京報：你參加的評估組，如何進行評估？

　　張占斌：專家和工作人員加起來有40多個人。調研了十多個省市、二十多個部委。從接受任務到完成匯報大概兩個月的時間。

　　接到任務后，一開始是學習國務院文件、中央領導講話，明確任務，研究我們的方案。然后到部委和省里調研。調研回來以后就集中討論這個報告怎么寫，中間要是發現缺什么東西，向部委要材料，再下去調研。來來回回跑，很多教授自動放棄休假，整個假期都在干這個事。當然，收獲也很多。

　　新京報：都走訪了什么地方？

　　張占斌：我們分了幾個組，去不同的部委和地方調研，分頭開座談會，去實地看，看材料和匯報，也會去問老百姓。

　　比如我們召開座談會，經濟學家、公共管理專家、企業家都會邀請。央企負責人和民企負責人都有，我們還特意找到很多小微企業負責人。我們盡可能多地接觸不同的人。

　　新京報：有沒有人跟你們講難處？

　　張占斌：難處也有。很多干部、很多政府部門，對怎么搞好監管不太會，對監管很迷茫。我國的監管歷史欠賬很多，過去政府習慣審批，怎么搞監管、搞服務，這方面還有所欠缺。現在還出現一些安全問題、食品問題、藥品問題等，說明監管還沒有完全到位。怎么管、怎么樣管好，一個是要提高認識，轉變觀念，轉變作風，不能像過去那樣服務就是收費，管理就是罰款；再一個就是要有先進技術和手段。

　　新京報：基層老板有什么想法？

　　張占斌：我們專門搞了一個小微企業家座談會，包括照相館老板都來了，也有剛剛創業的。他們的直觀感受是，簡政放權后辦手續確實簡單了，有的還減稅了，都挺感謝政府的。

　　新京報：在設計評估路線時，有沒有參考國務院督查組路線？

　　張占斌：我們在設計調查方案的時候，國務院督查組已經開始督查了。我們主要根據國務院給我們的題目來決定去哪些地方。督查組去過的省份和部委，我們可以去。督查組沒去過的省份和部委，有的我們也要去。

　　去部委的時候，我們更多選擇下放權力比較多、對社會影響比較大、社會比較關注的部門。省份選擇東、中、西有代表性的地方。

　　新京報：在撰寫評估報告的時候，主要講成績還是講問題？

　　張占斌：這也是我們反復討論的問題，既要講成績，也要講問題，同時還要講建議。比如，有些政策效果不明顯，我們就分析是不是需要一個過程，或者是中間落實或銜接出了些問題，針對不同原因最后提出建議。

　　為了使分析盡可能客觀，我們通過具體例子、數據來說明、論證我們的觀點和判斷。我們希望每句話都言之有據，舉的都是認真篩選出來的重要的、有代表性的例子。

　　新京報：評估報告是否借鑒了國務院督查組的督查結果？

　　張占斌：我們的第三方評估完全獨立，和政府部門沒有交集。督查和第三方評估是推動改革發展的一種積極探索，對提高政府治理現代化，包括國家治理水平，是一種積極、有意義的探索。這個制度建立起來以后，對建立服務型政府、法治政府、有為政府是有益的。

　　新京報：評估組平時是怎么工作的？

　　張占斌：我們上午聽報告，有專人負責整理，中午不休息就要拿出初稿來，到晚上基本就得拿出一個定稿來報給領導，同時供組內交流。我們大概寫了一百多份素材紀要，而且有的是當天就得整理出來第二天印出來，這樣才能盡快交流，盡快了解。有時候是白天調研、開座談會，晚上連夜趕到其他省份。這幾個月大家非常忙，也很有效率。

　　新京報：在做第三方評估時，有什么體會？

　　張占斌：中央部委下放的審批權力含金量越來越高。各個部委都在認真研究哪些權力要下放，哪些權力要保留，怎么樣能夠經得起社會的檢驗，經得起歷史的檢驗。

　　下放這些權力之后，有的地方取得的社會效果非常明顯，有的可能還需要一定過程和時間才能顯現出來。總的來說，社會各界非常歡迎權力下放。有的企業負責人說，舉雙手歡迎國務院、黨中央的決定，也希望把下放的權力落到實處，特別是在經濟進入中高速發展，有經濟下行壓力的情況下，更希望能釋放市場的活力。

　　■ 第三方評估發現的主要問題

　　簡政放權

　　問題：以考證培訓代監管

　　案例：在勘察設計行業實行企業資質和個人資質相掛鉤的管理辦法，要求企業必須有若干名具備一定資質的專業人員。很多企業平時不需要養那么多人員，只能靠“借證”來滿足這種要求，導致出現大量“掛證交易”現象，使資質管理發生嚴重變異。

　　棚改工程

　　問題：地方資金缺口

　　案例：經過以往幾輪的棚戶區改造，各城市地段較好、商業開發價值較高的棚戶區已經基本改造完成，當前和今后的棚改項目大多都是地塊不大、位置不佳、分布零散、商業開發價值低的“硬骨頭”，項目難以實現資金自我平衡，也很難吸引社會資本投入，需要在創新政策和方式上狠下工夫。

　　精準扶貧

　　問題：貧困人口識別和建檔立卡工作需進一步加強和完善

　　案例：云南省反映，貧困人口控制規模與實際貧困人口數差距較大，給貧困識別帶來困擾。基層干部講，條件差不多的農戶，有的被識別為貧困戶，有的未能被識別為貧困戶，一旦精準扶貧政策到位以后，會使兩者的政策待遇出現明顯差距，有可能引發未獲得扶持的貧困農戶的不滿。

　　水利工程

　　問題：重大水利工程補償標準偏低，耕地占用稅偏高

　　案例：現行水利建設征地政策與鐵路、交通等其他基礎設施行業相比，存在“同地不同價”、“同地不同稅”等問題，土地補償費和移民安置費標準是鐵路、交通行業的一半甚至更少，而耕地占用稅則高數倍，導致水利工程征地難、拆遷難、移民安置工作難，影響開工。

　　飲水安全

　　問題：項目運營管理難度大

　　案例：農村飲水安全工程解決的農村飲水不安全人口史無前例。但是，目前在運營管理方面的難題是，運營單位只能微利甚至虧本經營，難以保障水廠正常運營；僅半數樣本縣出臺了飲水工程維護養護基金管理辦法；運營單位具有一定專業技能的員工比例低。

　　新京報記者 儲信艷 實習生 趙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