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一批史料信札亮相匡時夏拍

阮毅成夫婦像

　　一批民國年間重要文獻資料亮相于北京匡時拍賣。據該拍賣公司負責人介紹，這批文獻資料主體為上世紀四十年代各位軍政界要員、學界耆宿及文苑雅士寫給阮毅成的信札，總計120余人、290余通。其中陳叔通所致31通、沈鈞儒所致32通。此外有馬敘倫、馬寅初、張伯苓、張宗祥、柳詒徵、梅汝璈；豐子愷、潘伯鷹、沙孟海、陳之佛、田漢、歐陽予倩；陳儀、沈仲九、貢沛誠、杜偉等多位名人墨跡。

　　信件內容多有涉及治國大略，民國時代金融、地產、交通、人物往來等多項信息涵括其中。梅汝璈赴日本之前寫給阮毅成的信，可謂是對“東京審判”之行的自白書，有重要的歷史資料價值。陳儀的一通信尤為珍貴，1948年6月，陳儀復任浙江省政府主席，1949年1月，在中共地下組織的幫助下，規勸老部下京滬杭警備司令湯恩伯起義。湯密告蔣介石，陳儀被免浙江省主席職，遭逮捕，后被殺害。信是陳儀寫給沈仲九的，說“阮毅成如能來臺，會是一個很好的幫手”，原信雖已被剪斷，但所涉及的當是重要事宜。陳叔通有一通信寫于建國之后，收信人為第三者，陳叔通托此人轉告在香港的阮毅成可以放心回大陸。一張著名革命人士、收藏家何遂送給阮毅成的《仿元人山水》小畫，極為少見。一件郭沫若的《五光圖》手稿，記述了民國一段趣事。1938年郭沫若與于立群抵武漢，次日，葉挺把他們從旅館接到太和街26號新四軍辦事處。郭沫若與葉挺、陳銘樞、黃琪翔、張發奎歡聚，敘舊議新，一同合影戲題為《五光圖》。

　　阮毅成（1904－1988），字靜生，號思寧，浙江余姚人。其父為民國著名法學家阮性存，曾積極推動立憲。阮毅成在五四時期便活躍于歷史舞臺，曾與郁達夫、徐志摩等為校友，創辦浙江最早的新思潮刊物《明星》等。1938年，經陳果夫、朱家驊共同推薦回浙江任省民政廳長，是當時最年輕的廳長。抗戰勝利后擔任浙江大學法學院院長。去臺后，歷任行政院設計委員、總統府秘書主任等職，頗得蔣介石青睞。

　　以下介紹一些此次將被拍賣信札的內容：

梅汝璈致阮毅成手札

　　梅汝璈致阮毅成信

　　梅汝璈以代表中國參與“東京大審判”，并為中國贏得榮譽和尊嚴而聞名于世。1945年12月，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決定對發動侵略戰爭的日本軍國主義分子進行審判。當時的中國政府接到駐日盟軍統帥總部的通知，經過慎重選擇，決定指派42歲的復旦大學教授梅汝璈博士為中國法官。1946年1月28日，盟軍總部公布了參加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11國法官名單，梅汝璈位列其中。而這封《一月廿二日書》即是寫于1946年1月22日，為梅汝璈赴日之前所寫，可謂是赴日前的自白書。梅汝璈對阮毅成說“弟奉派赴日非出己愿，一再請辭，均未邀準。只有勉為承乏，刻正摒擋一切。預計下月初（大約十號前）當可赴滬，在滬擬作一周或一旬之逕留，以便治裝訪友。”在給阮毅成的信中，梅汝璈坦露心聲，對于東京審判最初是一再請辭的，在未獲批準后，便決定以“摒擋一切”的念頭赴日。1946年3月19日，梅汝璈從復旦大學附近的江灣軍用機場出發，乘坐一架美國軍用飛機飛往日本東京。最后，歷經兩年半的審判，經梅汝璈慷慨陳詞和據理力爭，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通過了對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松井石根等7名首惡處以絞刑的嚴正判決。

陳叔通致阮毅成手札之一

　　陳叔通致阮毅成信

　　陳叔通在《七月廿五日書》中就土地重行測量一事對國民黨當局表示不滿，“近更有登記事發生，弟最不解政府何以專與民為仇。國土原為政府所發，何以亂后又須重發。政府猶是蔣政府，不但民國未改也。”陳叔通將個中原因陳述己見，并向阮毅成建議到：“兄能否陳諸沈主席，如出于中央，亦可力爭，但限于亂后遺失圖照，或有移轉，則須登記較為合理。淪陷為守土者之責，人民不問罪，反以種種歧視加諸人民，古今中外所未有，民變有可能非機關槍所能壓制。沈主席賢明愛民，兄姑以此轉陳何如”。陳叔通說如土地登記是浙江省主席沈鴻烈（1882-1969）的提議，沈主席賢明愛民，應該能聽進去自己的建議，而如果命令是來自于南京政府，陳叔通勸阮毅成應據理力爭，如引起民變，則有可能非機關槍所能壓制。

馬敘倫致阮毅成手札

　　馬敘倫在《六月一日書》中就恩師墓被盜掘一事，向阮毅成反映情況，請求設法緝拿兇手。“吾浙比年盜墓之風極為橫熾，止以常法罰，雖不足蔽辜，而宵人遂無所畏耳。戚友之家遭其禍者所向已非一二，乃今得敝師陳介石先生之世兄來書（原書附覽），告以介師及其太夫人之墓竟被盜。弟辱在門下，聞之酸楚。介師清末長吾浙諮議局，與尊先公同事有年，用敢奉乞吾兄鼎助，設法輯兇到案。嚴儆以止盜風”，信中說的陳介石（1859-1917），名黻宸，后改名芾，學者稱瑞安先生，浙江瑞安人。與宋衡、陳虬并稱為“溫州三杰”。民國成立，選為眾議員，兼北大教授，是北大講授中國哲學史的第一人。馬敘倫向阮毅成反映浙江盜墓之風猖狂，竟致先師墓被盜，酸楚之情，無可名狀，頗有王羲之《喪亂帖》“先墓再離荼毒”之痛。

豐子愷致阮毅成手札之一

　　豐子愷致阮毅成信

　　豐子愷信共有三通，“十二月廿五日”信寫在“緣緣堂畫箋”，當時豐子愷人在蘇州。信中商談校舍一事，“惟陶先生在四川尚有農產科學生一班（十余人）即將復員，在校舍未定前，亦擬暫借地藏庵開學，故警察能全部讓出，最為公私兩便。”另外一通“十二月廿七日”信寫在“緣緣堂用箋”上，代老同學求職。“緣省立嘉興師范（在平湖）校長因事辭職，弟有老同學黃慶瑞兄（現任教廳省視察，前與弟同班畢業于第一師范，后與鐘伯庸兄同在上海大學畢業），于當地當校頗有人望，擬承其乏，欲借助鼎力，向李廳長推薦，懇其委任。”這里說的鐘伯庸曾任杭州教育局局長，和豐子愷一起做過明遠中學的校董。黃慶瑞應即黃克丕，字慶瑞，1898年出生，原南壟人（后遷居杭州嘉興府嘉善縣），民國期間曾任平和縣教育局局長。這三通信不見于《豐子愷年譜》所載，能補豐子愷交游與行蹤所缺。

　　馬寅初致阮毅成信

　　馬寅初這封信寫于《中國經濟學社》箋紙上。中國經濟學社成立于1923年，是以研究中國經濟問題、推進經濟學術發展為宗旨的學術團體。在1927年的第四屆年會上，馬寅初被選為社長后，始創辦《經濟學刊》，籌設研究基金，并將每年的年會作為展示學術研究成果、進行學術交流的重要陣地之一。學社作為民國經濟學界的英美派,其學術和思想居于當時社會的主流和中心地位,在民國時期產生了廣泛影響,并影響到新中國的人口論。這一重要經濟學術團體，今日學界對之卻了解甚少。而這張箋紙上對于中國經濟學社成員的介紹，囊括社長、副社長、理事、書記、會計、編輯主任、出版主任、基金保管委員、基金會計，可謂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