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為老舍平反的批示

　　為王若飛、閻紅彥、吳皓平反

　　隨著形勢的發展，鄧小平觸及的問題越來越深入。

　　1977年9月1日，鄧小平就王興要求為父親王若飛恢復名譽的申訴信批示：“據我所知，王若飛同志在晉綏被捕和出獄問題，肯定是沒有問題的。”王若飛是中國共產黨早期黨員，曾任中共豫陜區黨委書記、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八路軍副參謀長、中共中央秘書長、中共中央委員。1946年4月因飛機失事遇難。“文革”期間遭受誣陷。鄧小平批示后，1978年初，胡耀邦代表中共中央宣布為王若飛平反。

　　12月4日，鄧小平審閱中共中央組織部《關于閻紅彥同志審查結論的報告》，作出批示：“我的意見，閻的骨灰以移來北京、專放八寶山為好，屆時可舉行簡單儀式（例如一二百人），必要時我可參加。”閻紅彥是陜甘革命根據地的創建人之一，曾任中共中央候補委員、中共中央西南局書記處書記、中共云南省委第一書記、中國人民解放軍昆明軍區政治委員。1967年1月被迫害致死。1978年1月24日，鄧小平參加了閻紅彥骨灰安放儀式。

　　12月6日，鄧小平就已故原第五機械工業部副部長吳皓的妻子寫信要求落實政策一事批示：“請中組部對這類事要關心，實事求是地對每件事作出恰如其分的結論，這不只是對本人，對家屬親友都是關系很大的，拖不是辦法。”鄧小平批示后，吳皓得到平反昭雪，于1978年5月23日召開了追悼會，骨灰安葬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

　　為61人“叛徒集團”案平反

　　1977年12月25日，鄧小平就61人“叛徒集團”案作出重要批示。此案被稱為共和國第二大冤案，指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61人因為1936年登“反共啟事”而出反省院的問題被定為“叛徒集團”一案。中共七大時，中央曾對61人出反省院問題進行過審查，作出了“本人不能負責”的明確結論。1966年8月，康生把這件事重新提了出來，給中央寫報告誣陷61人出獄是“‘堅決反共’的叛黨行為”，而“少奇的決定，就使這些人的反共叛黨合法化了”。1967年3月16日，中央以中發96號文件印發了《關于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人自首叛變問題的初步調查》，認定61人是“叛徒集團”。在這61人中，“文革”前擔任省委書記、副省長、中央機關副部長以上職務的有22人。其中有5人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他們是廖魯言、徐子榮、胡錫奎、劉錫五、王其梅。

　　1977年12月8日，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61人成員之一———王其梅的夫人王先梅給鄧小平寫了一封申訴信，信中說：“由于我愛人的歷史問題，我的子女在入團、入黨、參軍、就業等問題上一直受到影響。”王其梅曾任西藏軍區副政治委員，中共西藏自治區黨委常務書記等職，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鄧小平熟悉王其梅，對他的歷史是清楚的。

　　1977年12月25日，鄧小平在申訴信上批示：“請東興同志批交組織部處理。王其梅從抗日戰爭起做了不少好事。他的歷史問題不應影響子女和家屬。建議組織部拿這件（事）做個樣子，體現毛主席多次指示過的黨的政策。”

　　汪東興看了鄧小平的批示后，批道：“請耀邦同志閱辦。毛主席歷來有指示，應區別對待，不能歧視。”

　　12月31日，胡耀邦看了申訴信后，立即找了幾位同志研究并決定：應該把這個問題的解決，當做徹底平反“61人案件”的突破口。1978年元旦后不久，王先梅反映的問題都一一得到了解決。

　　在隨后為案件平反工作仍然面臨種種壓力時，鄧小平再次表示了堅決支持的態度。1978年6月25日，鄧小平在一封關于“61人案件”的申訴信上批示：“這個問題總得處理才行，這也是一個實事求是問題。”7月4日，華國鋒指示胡耀邦：“六十一人的問題要解決，由中組部進行復查，向中央寫個報告。”

　　這樣，中央組織部開始組織力量，全力投入到這個案件的復查工作中。復查組經過三個多月的調查，于11月20日正式向中央寫了《關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調查報告》，其中指出：“我們認為，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所謂‘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是不存在的，是一個大錯案。”“對那些根據黨組織的指示，在敵人擬好的‘反共啟事’上捺手印并登報后出獄、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錯誤處理的同志，應恢復其黨籍，恢復原工資級別，酌情安排適當工作。因這一問題而使其家屬、親友受到株連和錯誤處理的，也應改正過來。已經去世的，應做好善后工作。”

　　12月16日，中共中央同意并轉發了這個報告，要求向全黨傳達。

　　1979年1月15日，廖魯言、徐子榮、胡錫奎、劉錫五、王其梅平反昭雪追悼會在全國政協禮堂舉行，李先念主持追悼會，胡耀邦致悼詞，鄧小平送了花圈。這個長達12年之久的重大冤假錯案，終于得到平反昭雪。案中許多被迫害流放到外地的同志，相繼回到北京，重新走上了工作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