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50人論壇、新浪財經和清華經管學院聯合舉辦的新浪·長安講壇第257期日前召開。論壇學術委員會榮譽成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發表了題為“新歷史起點，新改革征程”的主題演講。吳敬璉表示，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2014年中國迎來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任務是要建立起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但是新的改革征程還面臨很多艱難險阻，尤其是面臨著資源短缺、環境惡化、需求乏力、產能過剩等實際困難。在當前條件下，最正確的方針是在保持經濟不至于發生系統性危機的條件下著力推進改革。

　　2014年是全面深化改革元年

　　吳敬璉說，現在一個總的口號是“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全面深化改革”。要說這個問題需要首先回顧一下中國是在一個什么樣的歷史平臺上開展新一輪改革的。

　　1984年是中國改革的一個歷史起點。當時，中央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開始了全面的改革。到了1992年的十四大，決定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于是又開始了新的一輪改革。隨后，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就構筑了更高的歷史平臺，迎來了中國經濟的崛起，中國經濟開始以更高的速度增長。但是，20世紀末期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仍然保留著許多舊體制的遺產。吳敬璉說，所謂舊體制，我們通常把它叫做計劃經濟，實際上并不是我們所理解的經過計算做出資源配置的經濟模式，它的特點是保留原來理論上的計劃經濟的行政干預手段，準確地說不能叫做計劃經濟，通常叫做統治經濟。所以當時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初步框架實際上是一個半市場經濟。半市場半統治的經濟是一種過渡性的經濟，它的特點是既有過去的經濟制度因素，又有未來的經濟制度因素。于是它就存在兩種可能的前途：一種前途是舊體制的遺產逐漸被消除，政府從它不應該起作用的主要是微觀經濟領域退出，去做它應該做的事情，就是提供公共品。那么經濟體制就會逐漸完善起來，就越來越接近于以法治為基礎的現代市場經濟制度。另外還有一種可能性，就是新的因素沒有能夠得到成長發揚，舊的體制遺產變得越來越強勢，就會出現國家資本主義，或者叫做政府所主導的經濟體制，這是一條很危險的道路。

　　主流觀點認識到了這一點，提出還要繼續進行改革。所以在2003年中共中央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這個決定說中國的經濟發展仍然存在許多體制性的障礙，所以要進一步推進改革。可是這個問題始終沒有解決。

　　大多數人認為，主要原因是因為在21世紀初期，人們陶醉于20世紀改革所取得的成就，覺得沒有必要進一步進行改革。因為要改革就要舍棄一些舊的東西，就會影響到一部分人的利益。于是出現了改革的停頓，甚至在有些領域還出現了倒退，原來有市場去作用的地方被政府的作用所代替。

　　所以原來體制中存在的兩個問題變得越來越嚴重。一個是增長模式問題。中國經濟增長依靠的是粗放的投資驅動為主的模式，1995年制定第九個五年計劃時就提出要轉型，轉變到靠效率提高技術進步來推動的經濟增長。但是因為存在體制性障礙，始終轉不過來。于是，粗放的經濟增長模式所造成的各種問題越來越嚴重，從微觀經濟角度說，是資源越來越匱乏，環境越來越受到破壞；從宏觀經濟角度說，出現了貨幣超發，流動性過剩，資產負債率越來越高等現象，從而蘊藏著出現系統性危機的危險。另外一個問題是腐敗。它從上個世紀80年代的后期開始出現，到了21世紀，因為政府掌握的資源越來越多，腐敗越來越猖獗。

　　十八大研究了這些情況，做出“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也就是說在當前這樣一個歷史平臺上，要全面深化改革，從一個半市場半統治的經濟向以法治為基礎的現代市場經濟轉型，這就是中國現在面臨的任務。十八屆三中全會根據十八次代表大會的方針，對于“怎么進行全面的改革”做出了戰略部署，通過《決定》，要求通過163方面的336項改革，在2020年以前建立起所要求的體制。于是，在今年，中國就迎來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

　　建立新的市場體系面臨三大障礙

　　吳敬璉說，根據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是經濟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習近平總書記在對《決定》的草案做說明的時候講“進一步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實際上就是要處理好在資源配置中市場起決定性作用還是政府起決定性作用的問題”。所以經濟改革要達到的目標就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

　　他認為，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是一種目標。要做到則需要建立一定的體制、制度。三中全會《決定》講“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基礎”。就是說，一定要有這樣的制度基礎，它才可能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

　　一是要建立一個統一的市場體系。因為政府在資源配置中還起著主導作用，而政府它不外是用兩個系統來構建組織框架。一個系統是按條條，也就是按行業的，另外一個系統是按塊塊的，也就是按地區的。存在條條和塊塊，市場的經濟聯系也就被切斷了。到了21世紀初，中國的很多經濟活動都是在市場上運行的，但不是在一個統一的一體化的市場，而是被條條塊塊所切斷的碎片化的市場。所以要建立統一市場，要消除條塊分割。

　　第二，這個市場要是開放的。現在的市場不是對所有市場主體開放，是分等級的。國企、集體企業、民營經濟被區別對待。所以要建立一個平等對待所有市場主體，讓它們能夠平等地獲取市場要素的市場體系。

　　第三是競爭性，這是市場的靈魂。但是過去因為行政權力的干預，和各種各樣有行政背景的壟斷企業出現，眾多細分市場缺乏競爭性。而且因為跟權力的關系不同，不同的主體力量也有所差別。

　　第四是有序。因為中國的市場受到各種權力的干預，所以是無序的。就是缺乏法治，經常是以紅頭文件來治國。有序的市場就是說市場體系要建立在規則的基礎上，建立在法治的基礎上。

　　第五是市場體系。從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許多人對市場的理解往往局限在商品市場的范圍內。其實中國的商品市場雖然有問題，最落后的還不是商品市場，而是要素市場。比如說資本市場，就存在各種缺陷、碎片化，不對所有主體開放，不能平等競爭。

　　吳敬璉表示，《決定》中直接作用在經濟方面的改革大概有100項出頭，另外一些改革雖然超出范圍，但是也跟建立要求的市場有關系。如果這些改革能進行順利，中國在2020年以前就能夠形成三中全會所講的現代市場體系。雖然《決定》是非常好的決議，但是這并不等于說通過以后就會順利實現了。中國現在在新的起點上走上了新的改革征程，這個征程將面臨很多艱難險阻，不是輕而易舉就能實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