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此，野田正章先后來海南兩次，直接跟每位受害者做精神方面的調查。最后得出結論，這些“慰安婦”事件受害幸存者不僅受到了嚴重的肉體創傷，還有精神創傷的綜合癥。有的受害者更嚴重，是一種不可逆轉的創傷。所以野田先生以專家證人的身份出庭，做出精神科專家的證言。

　　后來的二審判決認定了這個專家的證言，認定這些阿婆不僅當年有嚴重損傷，精神上的損害更是持續到現在，康健說，這種認定實際對日后的解決留下了伏筆。因為原來日本政府就是說喪失了時效，但是如果這種損害是持續狀態的話，那么這個時效根本沒喪失。但是最后日本最高法院還是維持一、二審判決，駁回了訴訟請求。

　　晚景：她們需要全社會的關愛

　　如今，當年起訴的8個老人，只剩下陵水的陳亞扁和黃有良兩位老人尚健在，保亭的6位老人已全部離世，“2012年陳金玉老人去世，2013年林亞金老人去世，而隨著今年6月鄧玉民老人的去世，保亭境內已無‘慰安婦’事件受害幸存者。”陳厚志言語中難掩悲痛之情，“連續三年每年送走一位老人。”

　　即使僅剩的8個老人狀態也并不樂觀，臨高的符桂英老人今年已95歲，患上了帕金森綜合癥，她是目前國內公開“慰安婦”事件受害幸存者身份中最年長的；陳亞扁隔天就得吊一次鹽水，她常對來看望自己的人說，“下次來，就見不到我了。”

　　康健律師在接受采訪的最后有些激動，或許是采訪過程中的回憶勾起了她對老人們深深的同情。她提到，此前林亞金阿婆生病住院了，卻沒有人陪伴。這讓康律師很是傷感。她還提到，此前一些加拿大的華僑還曾計劃捐助，在海南建一些養老院幫助這些受害者，然而最終這個計劃還是流產了。陳厚志也提到，在他調查中，老人們多次反映希望能集中居住，這些有共同經歷的老人可以互相支持，比起肉體上的痛苦，她們更難忍受精神上的孤獨。

　　記者了解到，目前在我國對“慰安婦”事件受害幸存者尚缺乏國家政策層面的支持，僅有的支持是道義上的。國家尚未將“慰安婦”問題及對日訴訟納入國家責任，并強化相關法律依據。

　　在日本政府尚未對“慰安婦”做出具體的道歉和賠償情況下，相比較而言，韓國政府現今對每位“慰安婦”事件受害幸存者提供每月數十萬韓元的生活補貼及免費醫療保險等。社會慈善機構也較為關注，會定期寄生活援助費；我國臺灣地區每月也為幸存者提供生活補助，還提供健康檢查和住院醫療等補貼。

　　康健律師呼吁社會，尤其是政府機構能夠更為關心，關注這些老人的生活，做一些實實在在的事。這些老人受到的傷害，不僅是肉體上的，更是精神上的嚴重創傷，更需要周圍的人給她們更多關心，高齡的時候能有一些精神上的安慰。記者 邵長春 實習生 周川又 特約記者 黃青文 通訊員 張勸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