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生活錘碎的“徐胖子”

　　21名農民工組成的“殺人騙賠”團伙中，14人來自四川省通江縣，5人來自云南（其中4人來自巧家縣，1人來自鎮雄縣）。另兩個人，1人來自河北省南和縣，1人來自河南省西華縣。他們家鄉所在區域都屬貧困縣，其中，通江、巧家、鎮雄三地，屬國家級貧困縣。

　　從今年5月至6月中旬，通過飛機、火車、汽車、摩托車等交通方式和步行輪換后，《南風窗》記者走訪了18名施害者所處的村莊、家庭，以及他們的親友。

　　“殺人騙賠”成員，有著怎樣的過去與現狀？結果發現，那些在礦井下，兇悍朝工友頭顱揮錘的人，并沒有兇悍的過去。他們留給家鄉人、親人的印象，普通得如同山上的石頭。除陳榮來因盜竊，30年前，曾被陜西省安康縣法院判處有期徒刑3年外，其他人此前在公安機關都沒案底。

　　走訪發現，他們所處的村莊，普遍呈現“貧窮和極度貧窮”的特點。他們的家，大都散居在離城鎮較遠、山高路陡的大山上。人均耕地不足一畝，僅靠種植糧食，難以維持家庭生活。他們村莊年人均收入，在500元至2000元不等。

　　揮錘者徐城德，人稱“徐胖子”，家住通江縣文勝鄉潭坪村7社。他家房子由“竹匾+泥墻+瓦片”組成。前幾年，他的父親帶病上山砍柴，突然死去。死時，手里還握著柴刀，摔死或病死，說不清。約2010年，大雨帶來山洪，徐妻上山給農田排水，被沖走、去世了，留下一對不足10歲的兒女。后來，徐再娶妻，第二任妻子給他生了一對雙胞胎。但徐出事后，妻子離開了這個家。走時，將一個孩子過繼給別人，另一個自己帶走，帶走的那個孩子，因病，也死了。

　　“那么大塊頭，干啥不行，非得干這事！”6月3日下午，徐心堯向《南風窗》記者抱怨侄兒胡來。徐心堯是徐城德的叔叔，侄兒出事后，生活重擔壓在了他身上。徐城德的兩個孩子還在讀書，生活費等開支，徐心堯在幫擔著。“糧食不值錢，養豬不得價，一年收入不到1000塊錢。”徐心堯感到壓力很大，但也沒辦法，因為徐城德的母親76歲了。在豬欄里，她養了頭豬，記者看到，好瘦。徐心堯說，“嫂子智商出問題，能照顧好自己都不錯了。”

　　在村里，徐城德和村民處得不錯，也熱衷于幫助鄰里，從不和別人打架。因窮，但人緣又可以，徐城德的家人一直吃低保。在村里全家吃低保的，還有另一揮錘者—張成勇。

　　“殺人我都敢”的偽聾

　　張成勇家在通江縣沙溪鎮明月溝村3社。和徐城德一樣，張為人很老實，但耳朵有點背，他家里也很窮。

　　因窮，長期以來，張成勇全家吃低保。他被抓后，低保自然沒他的份。“按法律，犯罪了，他家人都不能再吃低保了，”3社社長王紹太告訴《南風窗》記者，“但他家太窮了，他女兒又生病。”6月2日，端午節。當《南風窗》記者跨進張成勇的家時，在土墻和瓦片嚴實包裹下，屋內黑乎乎的，沒一絲光線。陰暗角落里，他15歲的女兒張歡在吃飯，米飯泡開水吃，沒丁點葷。廚房里，也沒有四川人習慣掛著的煙熏臘肉。

　　這時，本是她準備參加中考的時刻，因患病，張歡無法上學。通江縣人民醫院的診斷顯示，她患有“肺結核、泌胃系結核、右腎積膿、脂肪肝、低蛋白血癥和營養不良性貧血”等病癥。她19歲的哥哥張健告訴《南風窗》記者，“手術需要好幾萬塊錢，沒湊夠。家里還有兩頭百來斤的豬，但毛豬一斤就5塊錢。”

　　張健在遂寧電大學汽修專業，今年畢業，但只能呆在家照顧妹妹。他媽媽因患白血病，7年前就去世了。為醫治母親，父親欠下一屁股債。開庭時，張健去聽了，“爸爸說，殺人是想掙錢還債。”“庭上，我聽說我爸第一次（殺人）拿了3萬元。第二次，拿了幾萬塊錢，總共不到10萬元。”張健說，平時，他爸打工回家，就拿兩破衣服，出門時又借錢出去。

　　張健至今也不明白，平時眼中“挺好的”老爸，怎么變得如此喪失人性？張健說，案發后，他小姨曾向他回憶說，一次，他父親突然冒出一句“把我惹急了，殺人我都敢！”的話來。或許，此時的張成勇，已從村民、兒子眼中“不吵架、不打架”的老實人，丟掉了人性。

　　公安之子“志娃子”

　　6月4日中午，趙連仕家里。躺在沙發上的他，默默看著面前的《南風窗》記者，又看看沙發的扶手。良久，緩緩吐出一句，“判了嗎？判了，會不會給我們發個函？”

　　老人家是一名老公安，他此刻的心情很矛盾。他希望案件早判，自己早解脫。但他又知道，兒子犯的是重案。因此，他更害怕聽到判決書下來的消息。

　　在礦井錘殺“表現積極”的趙俊，正是趙連仕的兒子。趙俊現年41歲，人稱“志娃子”，意指“（趙連）仕的孩子”。趙連仕是通江縣煙溪鄉北雪埡村人。退休前，他一直在通江縣長勝鄉派出所工作。老人家抓了一輩子壞人，最后，兒子卻成了公安抓捕的對象。“以前，他表現還可以啊。”趙連仕說，趙俊只讀到初一就出去打工了，打了十多年工，人也變了。

　　變化的，還有趙連仕。以前，他和朋友一起天天抽煙、喝酒、喝茶，一天能抽掉兩包煙。一日三餐，他每餐都喝酒，一餐能喝一斤白酒。他承認，“以前，抽煙、喝酒、喝茶，狠得很。”如今，趙俊出事后，78歲的趙連仕不得不改掉這些雅興，“開支大呀，我都戒了”，因為還要養趙俊留下的一對兒女。每月，老人家得為孩子的食宿交600元，這還不包括日常的其他開支。趙俊的妻子在鎮上沒工作，有時打點散工，沒活時“就出去耍了”。

　　“狗日的，以前看起來挺老實的。”北雪埡村村支書陳永美告訴《南風窗》記者，趙俊在村里是守規矩的，他父親畢竟是公安，管得嚴。但他想了想又說，人是會變的，村里耕作條件差，人均耕地不足一畝，村民普遍窮。出去打工，沒任何技能的村民，經不住誘惑，就出事了。陳永美說，一些在村里很老實的人，出去打工后，也成偷盜、搶劫犯。

　　“指使”者張偉蘭

　　揮錘者背后，始終活躍著一個女人—張偉蘭，1966年7月，出生于通江縣沙溪鎮大林坡村3社。檢察院起訴書和公安局起訴意見書中，殺害4名受害者背后，從招工、變稱、踩點到屠殺、騙賠等環節，張偉蘭都被描述成“指使”、“安排”、“糾集”者的角色，通俗說，是系列“殺人騙賠案”的操盤手。

　　張偉蘭的父親張清階，是個老黨員，已去世多年。生前，他育有6女1男，張偉蘭是最小的。張清階也曾任3社社長，對兒女管教很嚴。村民眼中，張偉蘭不討人嫌，為人處世也不錯。對后來的變化，她堂哥張國林認為，家庭負擔重或成主因。張國林告訴《南風窗》記者，張偉蘭的哥哥張國祥，小時候在山上被毒蛇咬了，成了殘疾人。幾個姐姐出嫁后，張偉蘭留了下來，因為她要照顧哥哥和母親，所以她老公伏懷山，是以上門女婿的形式，遷到大林坡。

　　張偉蘭生了一對兒女，夫妻也挺恩愛的。但不久，常年在外打工的伏懷山，讓夫妻情感亮起紅燈。伏在工地上和一姓閆的女人好了。這女人，是馬天義的老婆。多年來，伏、馬兩家關系不錯，馬也一直追隨伏在工地上干活，伏的女兒還認馬天義做干爹。

　　當老婆和伏懷山好后，馬天義不再追隨伏懷山，他回老家和張偉蘭好上了。之后，張偉蘭隨馬天義出去打工。再后來，伏、馬以及他們的相好，都極少回村，村民也不知他們后來的情況。不過，對伏、馬兩家的情感經歷，村里以及隔壁村的人都知道，村民稱之為“換妻”。“上世紀90年代，在北京搞機場時發生的。”村民陳洪林告訴《南風窗》記者，這段情感經歷，工地上很多人都知道。后來，他們是否還在一起，沒人說得清。

　　農村，婚姻很大程度意味著，夫妻一起供養這個抗風險能力極弱的家庭。婚姻失敗，意味著生活重壓全在一個人身上。母親、哥哥以及兩個小孩，都需張偉蘭撫養。在大林坡村，一個男人養4個人都很難，何況一個女人？

　　房子是農村社會財富和地位的象征，但十多年來，持續在外打工的張偉蘭，她的家依舊是最破的。直到案發前幾個月，張偉蘭才在靠近沙溪鎮中心的地段，置地要蓋一棟樓房，地基已挖差不多了。“出事后，人們才知道，她建房的錢是怎么來的。”大林坡村村支書陳洪坤告訴《南風窗》記者，出去打工前，張偉蘭的表現還不錯，沒干過壞事。

　　但這個沒干過壞事的女人，后來竟組織別人一起干。前文提及的王正秀，其找李子華到礦上打工等，就是張偉蘭讓她找的。

　　王被抓后，留下1個兒子2個女兒，都由她丈夫的哥哥唐福興在撫養。“12歲的侄兒已經不讀書了，整天就在山上閑逛，”唐福興告訴《南風窗》記者，兩個侄女，每人每天都喊他要2塊錢買零食，“不給嘛，送她們到學校一放下，她們又都抓住我的衣角，跟著我回家，不肯上學。”唐福興說，孩子的父親被關了，母親也被關了，如果都重判，他養不活這些孩子，更不要說教育了。

　　王正秀的家，是個泥墻塑起的房子。前幾年，她老公因盜竊被抓，關了起來。隨后，倒下的，不只是這個家的“頂梁柱”，還有她家的房子。王正秀此前春節回家，吃住都在唐福興家。她家房垮后，唐福興在上面種些玉米。長勢很好，但弟媳和弟弟都看不到了。

　　害怕重判，是施害者家屬的共同心態。王萬模也說：“如果王正富被判十幾年，出來后，我也不在了。”